呼～「請為傳媒請個好大夫」

第 1835 期（1999 年 10 月 24 日）
◎　交流點　◎　禾月（香港基督徒新聞從業員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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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然，我個人認為沒必要刊登該男子的資料和照片，但這不足以「證明」是報章的惡行，首先應交代其照片和資料是否男子家人所給予並同意發放的，其次也應指出這項報道是否對其家人構成不良影響和不滿感覺，再者就是公眾利益的問題：嫖妓本身雖不犯法，郤是該受貶抑；死者情況可對其他人士起警愓作用，年齡是關乎健康的重要資料之一；死者親友可能會希望第一時間知道死者情況，姓名和照片是讓讀者辨認死者身分的最有效方法；空難時報章都刊登罹難者的全名和年齡，為甚麼嫖妓時死亡男子的全名和年齡郤不應刊登；即使刊登有關資料和照片是不必要和不禮貌，但是否等於刊登了便該受懲罰......。

　　法改會私隱問題小組委員會並沒有對上述或類似問題作討論，只像剪報一般的列出「例子」。該小組花了十年時間研究，難道就不能對其中一部分個案作較深入的了解？例如向當事人發問卷，了解有關資料和照片是否當事人或其家人自願發放的、記者在採訪過程中有否觸犯其私隱、有關報道是否對當事人做成損害等等。此類研究所需的時間、金錢、人力和關係，未必是法改會小組所能承擔的。

　　事實上，新聞規管問題已超出了法律改革範疇，而涉及根本性的政策轉變和政治問題；十年前政府是要求法改會「研究對私隱有影響的現行法律」，法改會從中引伸出新聞規管問題，雖不無道理，郤已超出其承載能力。

　　傳媒病了，這是大家都認同的。但到底生了甚麼病？多少媒體染病？病到甚麼程度？當事人的申訴需求有多大？除了設立申訴渠道外，是否還有懲治傳媒的需要？......在未廓清情況以前，便開出以毒攻毒的藥方，是否合適呢？以往政府作出重大政策轉變前，總愛先作顧問研究，為甚麼這次不做呢？學校老師們常埋怨教十日書都敵不過傳媒一日教育，既然傳媒如此重要，為甚麼政府不積極資助大學進行傳媒研究，而只願投資在科研項目呢？只有準確斷症的大夫，才能準確下藥，並把藥方的負作用減至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