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75 期(2025 年 6 月 29 日)
◎ 文字陪伴 ◎ 胡闖明
編者的話:
由於1949年中國政權交替,大量人口流入香港,香港人口激增,促成香港的新宗派和教會成立。在這一背景下,歷史告訴我們閱讀的重要性,因為這不僅推動了知識的傳播,也促進了信仰的深化。
面對龐大的福音事工,聖經印刷以致出版社在港蓬勃發展,如香港聖經公會、基督教輔僑出版社及證道出版社,甚至出現自資成立的出版社,以回應信徒的屬靈需要。七十年代後,隨着歐美差會的撤離,基督教出版業開始重新思考定位與分工,進而出現新的轉變。例如,中華傳道會發行《分享月刊》,分享生命故事;香港信義會發行《信義會刊》,傳遞會務消息;道聲出版社推出「百合文庫」,使事工企業化以達到收支平衡。
此外,香港基督教文字工作促進會、基督教出版人聯合服務社等的合作,使宗派透過出版業而合一,促成了第一屆基督教文化節及延續至今的基督教聯合書展。基於這些經驗,基督教出版聯會也在臺北和北京推廣香港的福音作品。
為了回應讀者的需求,有聲書、電子書及網上社交平台等新興、多元的傳福音方式相繼出現,這不但提升了閱讀的可及性,也加強了信仰的傳遞。
基督徒必須要閱讀嗎?不一定的。信仰是上帝與人之間的互動,互動不一定呈現在文字之中,甚至在那個文盲率極高的年代,生命能夠活出見證者比比皆是。不過文字的出現,本來就是為了傳遞知識和經驗,因此它亦被選上為信仰的一種重要載體,把上帝與前人的互動記錄下來。後人即使未曾經歷過出埃及的艱辛、巴比倫之囚的痛悔、耶穌復活的震撼,依然明白縱在絕處,上帝的選民仍有祂的應許。至於香港基督教出版業的發展,正是對信仰以文字形式傳遞的一份堅持。
1949年,隨着新中國成立,香港教會勾勒出中國華南教會的體系。這段時期,大量內地人口因戰亂南下香港,使城市人口從1945年僅50萬人激增至1950年的220萬人。同因政權交替而南下香港的傳教士視「滯留」此地的人口為龐大的福音禾場,促成大量新宗派和教會成立。
教會與信徒的激增,讓傳教士及教會領袖面對聖經、詩集、主日學教材及靈修書籍等印刷品的大量需求。這段時間來港的差會傳教士及機構同工為回應現實需要,重組他們內地時代的出版社班底。例如中華聖經公會在1948年便把聖經印刷的基地轉移至香港,且於1950年成立香港聖經公會;宣道書局1949年從上海遷至香港,繼而續辦宗派刊物《聖經報》、編輯《宣道詩》及《青年聖歌》;部份從上海而來的廣學會同工得到聖公會、循道公會及中華基督教會等幾個本港扎根悠久的宗派支持,於1950年以基督教輔僑出版社的名義延續出版使命,《普天頌讚》於1955年再版發行;中華信義會在1951年與差會斷絕聯繫,在港的9個信義宗差會同年成立信義宗聯合出版部,藉此滿足其宗派之內部需要,且於1954年首次發行第三版之《頌主聖詩》。
與此同時,不少華人教會領袖看見基督徒的屬靈需要,繼而自資成立出版社,印刷屬靈刊物。曾霖芳的嘉種出版社(1950);桑安柱的甘霖出版社(1953)及曹新銘的中華基督徒送書會(1953),均主要為出版他們自身撰寫的靈修書籍而成立。他們著作等身且能夠進入基督徒的生活之中,促使他們成為當代名牧。1960年又有余也魯等人創辦海天書樓,初以印刷日曆附帶靈修小品,後亦有翻譯其他海外靈修著作。
五十年代起,香港所出版的基督教刊物除了回應市內爆炸性增長的教會及信徒人口,亦便利臺灣及東南亞地區的華人教會。當時證道出版社的刊物《燈塔》,其銷售點包括七大洲、十三處國家,五十年代刊行過萬份;海天書樓的海外銷售點同樣多達十個國家和地區,其推出的《海天日曆》自出版以來均印刷萬份而遠銷海外;至於有宗派所屬的出版社,銷售對象則包括同一派別之臺灣及海外華人教會。
五、六十年代基督教出版業雖有顯著的成就,業界之間或因宗派及神學立場之不一而少有溝通聯繫;其出版的方向大致相近,以致出現同業間的惡性競爭。七十年代起歐美差會有見香港經濟增長而把資金逐步撤離,讓過去倚靠差會支援的基督教出版業不得不重新思考定位問題。例如中華傳道會在1975年停辦《晨光報》,轉而推出新刊物《分享月刊》,內容以分享生命故事為主。以港臺信義會為對象的《佳音月刊》,因連年虧蝕而於1972年正式停刊;香港信義會另外發行《信義會刊》而內容僅以香港信義會的會務消息。更進取的是,七十年代道聲出版社社長殷穎提出基督教文字事工企業化,在停辦《佳音月刊》同時,推出雅俗咸宜的「百合文庫」,讓該出版社之營運在1973年開始收支平衡,1978年在沒有差會的資助下亦能夠在經濟上獨立運作。
當出版社開始明白重新定位的需要,分工與合作亦隨之而生。1966年6月,華人牧者領袖組成的交流平台——「香港基督教文字工作促進會」成立,期望共同推動本港的基督教文字事工。當時的成員包括曾霖芳、滕近輝、金新宇、吳明節、鮑會園、桑安柱⋯⋯等19人。成立之初即去信於全港教會建議於同年9月18日定為文字主日,鼓勵會眾以文字佈道之餘,亦為香港的文字事工作奉獻。促進會雖看似屬私人籌辦,但成員多為他們所屬宗派的核心領袖,無疑加強了宗派在出版業之間的合一。
1969年,基督教出版社的合作上又有新突破。位於軒尼詩道的南天書局劃出舖面四百尺地方銷售基督教刊物,其中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前身為基督教輔僑出版社)、道聲出版社、晨光出版社、聖道出版社及晨星書局均有參與其中。按《基督教週報》的形容,「以一所非宗教書局,而特設宗教書刊部門,專售宗教書刊者,實以南天書局為空前創舉。」
七十年代業界進一步在出版成本上思考深化合作的可能。1976年,基督教文藝出版社與道聲出版社就書籍倉存的長遠問題,向普世基督教傳播協會申請協助資金購買共用貨倉。協會同意兩所出版社申請的同時,亦建議邀請更多機構參與,因而有浸信會出版部、宣道書局、福音證主協會、亞洲歸主協會、天道書樓及晨星書局相繼加入,組成基督教出版人聯合服務社(下稱服務社)。服務社於1977年正式向政府註冊成為合法團體,繼而在協會支持下於荃灣銓通大廈共二萬呎地方作聯合貨倉,當時由天道書樓創辦人容保羅擔任聯合貨倉管理委員會主席。
在聯合貨倉成立的同時,服務社亦開始籌備聯合運輸、包裝、寄發的可能,甚至期望日後能夠聯合推銷、印刷、設計。帶着這一份盼望,第一屆基督教文化節於1985年10月假香港大會堂舉行。文化節為期一個月,內容包括聯合書展、圖片展覽、專題演講等二十多項活動,並設有關於書籍出版及設計的相關獎項。文化節目的在於藉「文化活動,大眾傳播,使香港市民認識基督,了解基督教文化之真義。」
由於基督教文化節需要動用大量人力物力,故此服務社在1985年至1992年間只舉行過三屆,爾後亦再未有相關的大型活動舉行。不過作為第一屆基督教文化節活動之一的基督教聯合書展,自第一屆起每年舉行至少一次,本年亦將迎接第四十屆的到來。當中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開始基督教聯合書展特設金書獎,爾後亦每隔年頒發一次,藉以表揚相關人士和機構在業界的努力。
1990年香港政府舉辦了第一屆香港國際書刊展,並邀請各大出版社參與其中。不過在基督教機構方面,起初僅有基道書樓、聖經公會、宣道出版社(前身為宣道書局)及突破出版社等四間出版社參與。不過隨着書展成為每年一度的城中盛事,基督教出版社亦開始意識到參與其中的重要性。由是參加書展的基督教出版機構陸續增加,服務社遂於1994年提出成立「基督教坊」的構想,並擔任其中的協辦角色。「基督教坊」遂於1995年香港書展正式登場,當時參加的出版機構共有十二家,並首次組成籌委會,統籌聯合宣傳。與此同時,服務社亦於同年改名為基督教出版聯會(下稱聯會)。
經過十多年籌辦大型聯合書展的經驗,聯會亦開始把目光投放於香港以外的華文市場。從1999年起,聯會開始統籌參與臺北國際書展,藉以把香港的作品重新介紹往海外;2005年起,又開始參與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藉書籍介紹的渠道向人介紹信仰的美善。
聯會在2016年開始,每二至三年作一次基督徒閱讀調查及報告,從而了解坊間信徒的閱讀習慣,繼而讓基督教出版機構得以思考營運策略。其中為回應香港人閱讀方式的改變,各類有聲書和電子書因而逐漸出現於網上平台。宣道出版社更轉營為宣道傳意及出版事工有限公司,除了繼續出版實體和電子書籍,亦透過YouTube及Instagram等網上平台,分享各類型信仰議題,亦可重溫前人的講道信息,務求以新時代的方式挖掘現代人的屬靈深度。
展望未來,香港人接觸資訊的方式變得日趨多樣,再非單靠紙本文字圖畫傳遞及吸收知識。以電子科技傳遞信仰知識,雖然不一定能全面取代紙本的功用,但勢必改變相當數量市民吸收信息的習慣。聯會在此亦擔當起帶領旗下會員思考方向的使命,期待閱讀能夠以更多元化的形式深化香港基督徒的屬靈生命。
文字,是一種有溫度的載體,更是穿越時代的心靈陪伴。從早期出版社回應戰亂中的屬靈飢渴,到聯合書展走到第四十屆,無論載體是紙頁還是光影,這份承載真理與見證的力量,始終陪伴信徒扎根、成長。
在今年香港書展及十月的基督教聯合書展,誠邀您踏進這文字的世界,在書香中與主和人相遇。讓承載生命的文字繼續陪伴我們,懷着盼望,攜手面對將來。
胡闖明(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沐恩堂堂主任)
展期:7月16-22日(三至二)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展覽廳1AB「基督教坊」
「有Say廣場」Hall 1B-B32
詳情及節目表:https://christianbookfair.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