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信·寫信．如此信——與余妙雲姑娘對話

　　信，載有「人」，隨於「言」。古往今來，乃見諸其言行，方為此字的一撇一畫賦予意義。若說書信，可為文字之載體；若謂信仰，亦作生命之載體。何不拈來一頁信箋，以現在進行式，書寫着過去「我」和上帝的漫漫旅程，記錄着每趟徘徊信與問的芸芸片段，好讓明天的你，莞爾翻看一章又一章的恩典札記。

　　「一個字，信。」打開余妙雲姑娘的生命序曲，她爽快以一字形容七十多年走過的歲月歷程。看似簡單的答案，背後或蘊含更多的「不簡單」，在生命中堅韌而溫柔地汨汨流淌着。

　　余姑娘的信，不因路平坦而相信，只堅信上帝「信得過」。即或她在水禮當日沒有家人見證，單單憑藉其對「上帝愛我」的徹底肯定，誠然踏上盡是未知的信仰路；其後蒙召，於工業福音團契（下稱「工福」）作全時間事奉，引領她繼續向前的，仍是上帝的呼喚：「你信我吧！」。忙亂中有上帝，孤單、絕望、哀傷之時也有上帝。丈夫突然的離世，由掙扎尋問到相信「復活在我」的應許；及至退休後，她仍深信上帝依然臨在，依舊陪伴，因而「憑信心，走下去」。「信」，是余姑娘一生的寫照，也因這個字，寫下了不一樣的生命見證。

楔·我信故我行 悄然泛漣漪

　　余妙雲姑娘生於1951年的香港，九兄弟姊妹中排行中間。當時父親隻身由內地到港，從木工學師開始到自立門戶，一家過上前鋪後居的拮据生活，空間甚是狹窄。加上時而遭逢生意失利，時而需要鄰近教會救濟度日，生活可說是十分艱難。家庭環境固受限制，可幸的是，重男輕女觀念甚重的父親，倒要求所有孩子，不論男女均要在學業上努力，即使到海外升學，父母亦竭盡所能支持。余姑娘坦言，當時社會上，孩子大多完成小學階段便打工養家，更遑論讓女生出國留學，她的家卻屬例外。

▲父母嫲嫲和九兄弟姊妹。

▲中國神學研究院畢業照。

▲與丈夫潘仁智結婚照。

　　帶着國外升學的契機，余姑娘在出發前趕及完成洗禮，同時默默埋下一份札實的「信」。台灣留學的經歷，造就其整全的屬靈裝備；及後參與建立校內僑生團契，延續異地福傳。直至1974年畢業，她再赴加拿大完成碩士課程，先後參與華人宣道會渥太華堂的開荒工作、出版《佳美地》留學生文集。那時的一點一滴，雖未涓滴成河，但大抵已為往後的生命泛起一層又一層的漣漪。

　　1976年，余姑娘完成學業決意回港，主要原為了未信的家人。初期，她在港投身教育，因緣際會下，結識了當時工福的劉達芳博士，從門徒訓練開始，到為夜校生補習，均以義工身分協助工友階層，亦與基層羣體再次拉近距離。慢慢地，她看見的，是工友在一天勞碌過後，晚上依樣坐直身子，啃着麵包在課室專注聽講的一霎時，似乎有所頓悟——福音同樣需要活在一羣為口奔馳的工友的生命當中。

　　在上帝裏，信心沒有界限，於是生命始有了形態，一切也成了恩典。

　　作為家中當時唯一的信徒，余姑娘仿如微風下的漣漪，牽動着寂靜的湖面，也築成改變家人生命的軌跡。弟弟和嫲嫲看見余姑娘的信仰生活，相繼信主；母親在晚年受病痛所困，亦主動接受福音，並帶着平安回天家。「爸爸因看見媽媽的生命……看見家庭的祝福，他總把一切都看在眼內。」余姑娘滿有喜悅地分享其父在2004年底決定接受水禮，「父親是一個非常勤力、認真、誠實的人」，她如此確切形容道。也正是一直靠雙手打拼的父親，在面對母親生命終結時，體會到人終究沒法以雙手掌控，真正的生命惟上帝賜予，才有力量走下去。

▲2007年7月1日獲頒授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

▲2004年第一屆香港戒賭服務會議。

▲2002年基督教反對賭博合法化大聯盟記者招待會。

▲2014 年 10 月工福新舊總幹事交職禮，並於2015年3月正式退休，卸下領導者角色。

信而順服——以柔制剛 疾風領航

　　有言，逆風的方向更適合飛翔；但，羣鳥遷徙尚需一員領航。1980年，余姑娘帶着委身勞工羣體作全職事奉之異象正式啟航。那年她在中國神學研究院修讀神學畢業後正式加入工福；當時，機構訂立新的管理方向，她亦為核心領導小組的三位成員之一。及後，因着兒子潘正行（現為香港聖公會聖約翰座堂堂牧）的出生，她於1984年選擇離開工福，專注撫育年幼的孩子。那時，工福正與眾關心基層機構籌辦基層神學訓練計畫，故她仍以兼職導師身分帶領導修及教授課程。期間女兒潘正言接續出生，至1989年初重回工福擔任東九龍中心主任一職，再於同年9月接任總幹事，直至2015年退休。作為工福的領導者，轉眼已達26年之久。

　　問及於八十年代香港，當上女性領導者的感覺如何？余姑娘坦言，此確非容易。雖見當時女性地位已逐步提升，開始兩性平等之議題探討，甚或讓女性作職場管理角色；但同時，普遍仍不乏保留傳統思想，使女性整體的社會地位依舊走在瓶頸上。環看當時基督教圈子，作主管的更是女少男多，她不諱言，正因比例不均，女性反倒更易獲取機會加入不同委員會，只是鮮有年輕女性以機構代表身分站台講道或分享。

　　「重要的，是你如何看待自己。」余姑娘淡然而篤定說道。她提醒，不用過於介懷他人目光，「當憑信心跨出步履，忠心做好上帝給予的服侍……得人尊重之先，也應學習尊重自己」。她且強調，女性可善用堅忍溫和的獨有特質，適時安撫同工，並有效地協調內外部溝通。真正的屬靈領導者，當以人性化的管理，在禱告交託的同時，必須明白機構非靠一己之力運作，而是整個團隊，亦屬同一團契，彼此承托。

　　工作固有艱難之時，但於團契關係而言，余姑娘總會看人的需要過於機構需要，以人為本，也許正是領袖能在逆風中引航的先決條件。「凡事多走一步，不可抱『是旦、求其』輕率的心態」，縱有時候，機構的最終決定仍取決於領導者，她便反問自己，「若是主耶穌，祂又會如何做呢？」

　　就是如此，不論何等境況，「即或不然，也相信」（但三16-18）。

▲2005年抗疫解困座談會。

▲退休後曾參與全國基督教大學同學會活動。

跋·除了信，仍是信

　　2009年，一個始料不及的風暴驟然來襲，余姑娘的丈夫潘仁智先生因心臟病入院，手術後情況反覆，雖曾經歷好轉，惟最終仍是沒法留下一句說話，輾轉離開人世。潘仁智先生為工福團契副總幹事、問題賭徒復康中心的總監，同為一直與余姑娘並肩作戰的工作夥伴，當時正是戒賭事工最缺人手之際，丈夫離開不但令她痛失摯愛，工作上更彷彿頓成了缺角的圓。面對死亡，更見生命的軟弱與無奈，傷痛、內疚、憤怒、無力彷彿隨時都在拉扯，每每尋問上帝為何在最需要之時帶走丈夫的生命。對余姑娘、對兒女來說，都是一份無以名狀的哀痛。及至2010年，余姑娘與兒子潘正行牧師在報章專欄上，以書信言說心情、剖白傾訴，似是母子的久別重逢，也是她與自己、與上帝的重遇和對話。

　　寫信的和收信的，雖有一紙之隔，但華人社會家庭相處較為內斂，書信似乎更能坦誠表達母子二人心底的感受。對話，慢慢療癒傷疤，人終究面臨生死，惟學習順服，並相信上帝已把生命化作祝福，好讓昨日的故事繼續編寫。

　　走到古稀之年，時年七十有多的余姑娘，訪問當日所見仍是精神滿滿、行動敏捷，舉手投足散發出溫婉淡雅的氣質。談及退休生活，她輕輕說道，最難適應莫過於丈夫離世後，需獨自一人生活，但計畫往往趕不上變化。原來2015年下旬退休後，她確診患上癌病，期間完成一系列診斷和治療，現已恢復健康，閒來也可以湊孫，間中更會到社會服務中心帶領小組，或在堂會講道。對於未來，她堅定不移道，上帝定必負責，恩典也必夠用。

　　回望這片土地，余姑娘寄語今天的香港，既有離開或留下的人，亦有新加入的；作教會、機構的領導，當抱持良善的心，以人為本的服侍；在世代中學習靈巧像蛇，馴良如鴿子，然後悠然地在愛與縫隙間遊走。

　　能安然盛載生命的，除了信，仍是信。

▲與兒女孫兒的家庭照。

後記：

　　訪談約在新春年假後的一個早上，甫坐下，余姑娘緩緩翻開手上的筆記本，紙上文字宛如記錄了她對生命、對信仰的執着，以至予人的尊重；如斯認真、有條不紊的準備工夫，似是一下子晃回尚未言休的日子。此刻看着她的故事，願能同時閱讀着、觸碰着自己和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