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反動性

2286 期(2008 年 6 月 15 日) ◎ 與大師對話 ◎ 許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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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Belohradsky(僑居義大利的當代捷克哲學家)視知識分子最本質的角色,是不容許自己被關進由勝利者所撰寫的歷史,那麼我就完全同意。…我亦認為知識分子應該不斷地引起不安,應該見證世界的苦難,應該以其獨立性去挑釁,應該反叛一切隱藏和公開的壓制及操控,應該是系統、權力及其咒語的主要質疑者,應該是它們的虛偽謊言的見證。正因為這個緣故,一個知識分子不能投入任何指派給他的角色,亦永遠無法躋身勝利者所撰寫的任何歷史。一個知識分子在本質上並不隸屬任何地方;無論在何處,他都是一種刺激劑;他無法完全地被分類歸檔。明顯地,Belohradsky本身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捷克的流亡者一直都不知道該將他安置在甚麼地方。

  「一個知識分子永遠跟明確的分類格格不入,因為這些分門別類很多時都是勝利者所操控的工具。在這方面我是同意Belohradsky的。然而,那被擊敗的問題就比較複雜了。不錯,在某個程度上來說,一個知識分子往往註定是要被擊敗的。在那方面,他跟西西弗斯很相似。而一個身處勝方的知識分子往往令人存疑。不過,在另一個更加重要的意義來說,儘管經歷一切的失敗,一個知識分子仍然是不敗的─像西西弗斯一樣。他事實上是透過他的失敗去獲致勝利。因此,他的處境是曖昧的。不承認這曖昧性的存在,最終可能是意味著接納勝利者所撰寫的歷史地位。勝利者不是給Belohradsky,或許更多是給我,分配了被擊敗的角色嗎?而倘若我們確定這個身分,我們不是同時確定他們的歷史嗎?當然,在某個意義來說我是被擊敗的,但在另一個意義上我卻完全不感到被擊敗。有時─弔詭地─我會為到自己被不敗所環繞,並因此不切合勝利者的歷史而稍稍感到戰慄。」

  

─ Vaclav Havel, “Disturbing the Peace”, pp.166~167

  

 

     千秋功過誰論定?當然是撰寫歷史的人。

  那麼是誰在撰寫歷史?那當然是最關心歷史會怎樣評價他們的人了。

  當然,就是在最沒有言論自由的社會與時代,也總是有人會暗中將不同版本的「事實」、「真相」記錄下來,有待他朝沈冤得雪。因此,不同版本的「野史」、「祕辛」,往往比欽定御准的「正史」更受到大眾的歡迎。至於歷史最後有何「公論」,則有待史學家們進一步鑑定和研究了。

  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必須甘於寂寞。正如哈維爾所言,「一個知識分子不能投入任何指派給他的角色,亦永遠無法躋身勝利者所撰寫的任何歷史。」

  當然,龍應台曾經進入建制,在馬英九當選台北市市長的時候出任文化部長。最後她雖能全身而退,卻叫人感到不如多寫幾篇社會批判、文化反省的文章;甚至只是跟兒子以文章閒聊對話,也總比為重修錢穆先生的故居而需要諸多解釋強。不少人喜歡陶傑針貶時弊的言論,卻很難想像他成為尊貴議員,正襟危坐的議事模樣。

  一位年輕有為、心中「有火」的知識分子,憑著滿腔的熱誠和激情,寫過不少激勵人心的作品。後來為了更能發揮影響力,決定苦讀數年取得高等學位,進入主流,從事高等教育工作,訓練一些能夠影響人的人。只是激情與火卻似乎不是可以訓練出來的。行政、籌款和學術上的要求卻消磨了他大部分的時間和激情。他仍然寫作,但在有限的資源下,只能主力應付少數人會看和看得懂的學術期刊。他更能發揮他的恩賜才幹,影響千秋萬世嗎?或者。但更叫人懷念的,卻是他未去深造之前的「業餘」作品。

  知識分子之所以被視為知識分子,當然跟他們擁有知識不無關係。但知識分子的道德地位,卻更多是關乎他們的修養、氣節和良知。一位物理學家或社會學家,跟他作為知識分子並沒有最直接的關係。有知識而沒有氣節,往往還會被編收為「文棍」,為一切付得起價錢的主子效力。

  在這個意義上,反動注定是知識分子的天職和宿命。事實上一個知識分子的價值,正是在主流的傳統、建制以外監察、進言,扮演守望者的角色。進入了主流,有黨有派(那怕是有頭有面的名門正派),有了既定的立場和利益,很多時非但不能撥亂反正,往往反而自廢武功。這樣的情況在不同的領域中屢見不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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