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並不是一種權利

第 3025 期（2022 年 8 月 14 日）
◎　每月眉批　◎　施德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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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這個概念大概已經有了二百年，但它卻在1970年代後半期達到它最輝煌的高峰。⋯⋯幸虧有索忍尼辛，人權在我們這個時代的詞彙裏又找到了它的位置。我不知道有哪個政治家每天不提及十遍「捍衛人權」或者「人權被踐踏」。可是因為在西方，人們並不生活在集中營的威脅之下，他們可以隨意地說、隨意地寫，而隨着爭取人權逐漸成為潮流，它的具體內容亦消失殆盡，直到最後成為所有人對所有事的一種普遍態度，一種把所有人類願望變成權利的力量。世界變成了人的權利，其中一切都變成了一種權利：愛情的願望變成了愛情的權利，休息的願望變成了休息的權利，友誼的願望變成了友誼的權利，超速的願望變成了超速的權利，快樂的願望變成了快樂的權利，出版書的願望變成了出版書的權利，深宵在街上叫喊的願望變成了深宵在街上叫喊的權利。失業者有權佔領豪華食品店，穿貂皮外衣的闊太太有權買魚子醬，布麗吉特有權在行人道上泊車；而所有的人，包括失業者、穿貂皮外衣的闊太太、布麗吉特，全都屬於同一支捍衛人權的大軍。

　　Milan Kundera, “Immortality”, pp.135-136，New York：HarperCollins,1992.

　　最近一位年輕基督徒朋友在我的書架上找到了幾本昆德拉，好奇地問：為甚麼看這位作者？言下之意，是這位作者的著作，對基督徒的屬靈生命有甚麼裨益？我一時之間回應不來，也說不出個所以然，於是順手抓了本《存有難以承受之輕》讓他回家自己讀，然後再告訴我，他的讀後感。

　　打發了這位年輕朋友，我才想到讀這類「雜項」書籍的一個重要原因：教會裏面一般慣用的詞彙，並不足以描繪這個世界的現況和問題。一句「因為世人都犯了罪」、「墮落」、「罪性」，甚至是「貪婪」、「驕傲」、「自私」等，有時總是令人感覺太過概括，並不足以準確描述—更無法跟沒有信仰的朋友交代—一些現代社會特有的現象和實況。

　　當然，當今的八、九十後，甚至千禧後出生的一代，根本未聽過索忍尼辛。但他們時常掛在嘴邊的「人權」，卻不能跟他沒有關係，至少他曾經讓西方在為前途感到苦惱的知識分子，找到了奮鬥的目標：俄國共產黨侵犯了法國大革命莊嚴宣告的人權；而捍衛人權，就成了西方自由世界的神聖責任。直到世界變成了一種人權，一切都變成了權利。

　　於是，找不到對象的人，是被剝削了愛情的權利；為了增加收入而兼職的，是被剝削了休息的權利；由於各種主觀客觀原因而無法打入朋友圈子的人，是被剝削了友誼的權利；因為超速收到告票的人，是被剝削了開快車的權利；找不到出版門路（在這個網絡的時代，誰都有言論的權利和自由，成為作者），是被剝削了言論和出版的權利；偶爾遇到不幸，是被剝削了幸福的權利。

　　買不起奢侈品的，控訴買得起的人擁有「特權」。當然穿貂皮外衣的闊太太買得起魚子醬，是碰巧她有錢，而不是因為她有權。你當然可以說金錢和權力息息相關，但在任何一個金權社會，權力總是受到金錢的追捧，而金錢卻總是在權力面前低聲下氣。

　　法國第一夫人布麗吉特駕車去雜貨店買一瓶葡萄酒，附近的街道卻已經泊滿了車，她氣憤地泊上行人道，控訴社會讓人有能力買車而沒有提供足夠的車位。事實上人世間的一切好處，並不足夠平均分配給所有人。含着銀匙出生的，只是一種際遇，不是一種權利。而一切良好的際遇，並不必然帶來幸福；塞翁失馬，卻焉知非福？

　　上面提到的每一個人，全都屬於同一支捍衛人權的大軍。「爭取」成了這個時代的關鍵詞：委婉的要求與商量，被視為對人性尊嚴的踐踏。恩典與憐憫，並不存在於現代人的意識世界：我「爭取」，因為那本來就是我理所當然應得的！

　　而對基督教會來說，這在心態上有相當本質上的牴觸。因為愛心往往被視為軟弱和妥協；而恩慈、憐憫、施贈，都明顯隱含着一種不對等甚或剝削的關係：你若非剝削我本來應得的，又有何條件和資源去向我紆尊降貴？

　　直到我們覺悟到「爭取」的捨本逐末，而幸福並不是一種不可褫奪的天賦人權，正如賈艾梅(Amy Carmichael)在她著作所言，我們就還是絲毫不懂加略山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