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知識分子成為學者

　　而今學術圈外的知識分子正瀕臨絕種；工業的發展與都市的破壞，摧毁了他們的生存環境。他們精擅公眾慣用語，因此依舊在文化界裏顯得巍然高聳。新的學者雖然人數遠多過獨立知識分子，但由於他們並不運用這樣的通俗語言，所以罕為圈外人所知悉。

　　學者為專業刊物寫作，但這些刊物不像小型雜誌，所創造出的是偏狹封閉的社羣。自動寄給會員的專業期刊的發行量或許會遠高於小型文學評論，但重點並不在於各自的發行量，而是在於與平民大眾的關係有別。大學教授們分享着同一套慣用語與專業訓練，在年度研討會裏齊聚一堂，比較着彼此的註記摘要，如此自成一個世界。所謂「著名的」社會學家或藝術史學家，意謂其名頭僅在各自的領域中十分響亮，其他人則未必聽過。當知識分子成為學者，他們便無須使用公眾文體寫作；起初是不為也，最後則是不能也。⋯⋯

　　⋯⋯到了1960年代，大學幾乎已完全獨佔知識分子的工作；在校園外謀求知識分子的生活顯得不切實際。在煙消雲散後，許多年輕知識分子從未離開過學校；其他人則發現別無他處可去。他們成為激進的社會學家、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女權主義理論家，卻不怎麼算得上是公眾知識分子。

～羅素·雅各比著，傅達德譯，《最後的知識分子》，頁31-32，臺北：左岸文化，2009。

　　有高等學位的，不都是知識分子。

　　Intelligentsia最初是指十九世紀中葉在俄羅斯出現的知識分子；他們「道德感強烈、有深重的使命感與罪惡感、具有批判意識、與一般大眾疏離以及與官方權力隔絕」。換句話說，知識分子的核心重點，從開始就不在於高深的知識學問，更多是從知識而來的社會責任和道德使命。

　　古典的知識分子藉着書籍、評論和新聞工作來過活，從未或很少在大學任教。他們的短論卓越優雅，能夠輕易地跟平民百姓溝通，以其豐富的學養、精闢的見解和道德良知，在一個實際的意義上成為人們信賴和主動追隨的「意見領袖」，亦毋須俯仰甚麼人的鼻息或顧慮甚麼人的批評。

　　二戰之後的美國，城市空間的改造、經濟急速的轉型、大學的高速擴張，壓擠了傳統知識分子的活動空間。時移勢易，先前的知識分子鮮會考慮在大學謀生；現今的世代，卻幾乎不會考慮追求大學以外的知識生活。

　　作者指出，知識分子的沒落不在於道德的墮落，而在於世代的變遷。在高等教育爆炸性地膨脹之前，成長於市區街道與咖啡館的「上一代」知識分子，是為有學識的讀者寫作。這些讀者數量雖不及今日電子媒體的KOL，卻肯定是非常政治活躍的關鍵小眾(significant minority)。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些高科技知識分子、顧問和大學教授之類的無名靈魂，他們或許頗有能耐，而且還不只有能耐而已，但他們卻未能充實、滋養公眾生活」。

　　在教會方面，由於高等教育的膨脹，帶動了神學教育的改革，以符合社會一般認可的學術水平。「但知識叫人自高自大」已不再常被掛在教牧長執的嘴邊。受過點教育的信徒，在教會甚或令人刮目相看，因為仍然持守信仰而得到額外的尊重，甚至可以直接兌換成屬靈的權柄和地位。

　　不過一些保守派人士仍然謹守着老式知識分子的風格，對專業化和學術化的趨勢不以為然，甚至口誅筆伐。而新一代的「學院派」，雖對學術研究及其相關術語趨之若鶩，卻往往因為本身尚未到位而欠缺說服力。他們執着於自己一知半解的道理而變得更為封閉狹窄，同時失去對通俗語言的駕馭能力，無法跟生活於現世的信徒產生有意義的溝通。

　　正如作者所言，當知識分子轉趨內向，而執迷於深奧艱澀，那麼最後蒙受損失的將不只是廣大的公眾，還有知識分子自己。「因為他們的作品將會變得枯燥乏味、論述薄弱貧乏，靈魂焦蔽乾涸」。

　　知識固然不是罪過，但畢竟並非人人可以成為學者專家。本着知識分子的良心和精神，將消化的道理內化於生命之中，活用於生活之內足矣。信仰尋求理解，按着本身屬靈的狀況，豐富自身對信仰的理解，則無論在講台上或講台下，皆無往而不利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