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自由、禮儀互尊」

「信仰自由、禮儀互尊」
百年教會──基督教潮人生命堂

第 2360 期（2009 年 11 月 15 日）
◎　特稿　◎　李金強

　　19世紀30年代，由德籍傳教士郭士立（Karl Gutzlaff, 1803-1851）起而呼召至潮汕宣教，影響美國浸信會、巴色差會及英國長老會，先後派遣傳教士至曼谷及潮汕一帶宣教。其中浸信會粦為仁（William Dean, 1807-1895）、約翰生（John W. Johnson, 1819-1872）；長老會賓為鄰（William Chalmer Burns, 1815-1868）及施饒理（George Smith, 1831-1891）等傳教士，透過曼谷─香港─潮汕的跨國網絡，在潮汕華人信徒的協助下，成功地在潮汕建立兩會的傳教事業，由是福臨潮汕。潮人生命堂即由潮汕長老會及浸信會的教牧、信徒南下香港，共同組成具有方言特色的華人獨立教會。

抽紗連枝興旺教會

　　原來清末民國，地處沿海的潮汕鄉民，不少浮海出外謀生，遠至暹邏、越南、星馬，近至香港。而寓港潮人，至1930年代，為數接近3萬人，從事各行各業，其中以營商最為突出，包括航運、南北行轉口貿易、茶居、抽紗、客棧等，尤以南北行之潮幫最為顯赫。而抽紗業則與潮汕基督教信徒來港發展，關係密切，此乃抽紗業源起於潮汕教會之故也。根據教會之記錄，據說潮汕美北浸信會女傳教士納胡德（Sophia A. Norwood），下嫁長老會福音醫院院長萊愛力醫生，眼見從事苦力的貧窮會友，生活艱困，遂教導貧困會友之婦女從事織繡，又代其將產品轉銷國外，獲得厚利，內地會友爭相來汕學習。而潮汕的抽紗業亦由是興起，成為當地著名的出口商品。香港為遠東轉口貿易的中心，故不少從事抽紗業的潮人信徒，於20世紀初，相繼南下香港建行營銷，至40年代初，為香港潮人抽紗業的全盛時期，多達六，七十家。

　　上述此批「潮屬宗主同道多業抽紗」的信徒，在港謀生之餘，切望崇拜。此一需求，於1909年出現契機。時長老會福音醫院之懷敦幹醫師（George Duncan Whyte, 1879-1923），因例假返國結婚，回程時，路經香港回汕，有見及此，勉勵抽紗業會友陳質亭及黃仲山等設潮人禮拜堂，結果借皇后大道中青年會聚會，並向汕頭區會，聘請丘家修來港牧會，稍後並聘吳道元及吳錦堂為教師（傳道）。其間廈門信徒謝奕棣，以廈、潮同屬閩南語系，方言大同小異，樂意加入，合組「汕廈基督教會」，信徒日增。惜一次大戰爆發（1914-1919），香港經濟蕭條，會友重返故鄉，而聚會亦因而告終。直至大戰結束，經濟復蘇，該會會友重返香港營商，至1923年汕頭區會幹事林之純牧師（1886-1980）因事來港，「見群羊四散，則勉同道復會禮拜」，並獲林兆禧、黃樹德、黃仲山、吳寵榮等抽紗商人信徒支持，籌得二千餘元作為復會基金，遂行復會，定名為「旅港潮人中華基督教會」。

　　復會之初，聚會人數只有二、三十人，初借堂於鵝頸橋的燈籠街禮拜堂、伊利近街之培道聯愛會。繼而租堂，先後四遷，至1930年才租定於大道中35號，商務印書館4樓。期間除向汕頭區會，要求差派攝理（臨時）牧師協助外，包括林之純、孫渭文、郭景雲、林重三等，以林之純任職攝理牧師最長。並聘請教師、主持聖工，如吳道元、彭萃賢、黃仲仁等七位。而更重要則為成立值理會，由會眾推選值理，首屆值理林兆禧、黃樹德、吳寵榮、陳潤生、蔡漢源、曾業文、孫佳廣等七人，主理會務，遂行「自管」。復會之初，設有基金，以至會友相繼奉獻，時值理多為抽紗商人，通曉生財之道，透過分租堂址，將基金放息生利。直至40年代，每年所需4,000餘元經常費，均能自給。教會所需之設施，如鋼琴、風琴、大鐘，均獲會友捐獻，因而具有「自養」之能力。及至30年代，該會起而「自播」，一方面以家人為吸納對象，引領妻兒子女入教；一方面推行傳教，於1932年首次跨越維多利亞港，於加連威老道、廣東道等舉行祈禱會。隨著奮興佈道家宋尚節（1901-1944）應伯特利佈道團之邀，至華南地區佈道，足跡歷經香港、汕頭等各地，促使該會信徒靈性火熱。於1936年成立「旅港潮人基督徒佈道團」，四出傳道，走遍同鄉會友開設之抽紗公司、工廠。更進而跨海至紅磡、蘇屋村、九龍城、尖沙咀，進行分區佈道、福音由是廣傳港九，而於九龍開花結果。九龍城會友日見增多，又因其赴香港堂聚會，舟車勞頓，1937年遂於九龍城宋街3號地下聚會，成立九龍城支堂。翌年佈道團又在潮人聚居的尖沙咀，選擇海防道35號2樓成立佈道所，為潮胞提供新聚會點，至1941年改為支堂。而旅港潮人中華基督教會遂能自播，由一堂而發展成為三堂。

　　1941年正當該會成長之際，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同年12月25日聖誕節香港淪陷，社會民生因戰亂而殘破，寓港潮人相繼返鄉，聚會人數銳減。然而由於戰時管制，港九水陸交通不便，且多查禁，留港信徒被迫就近支堂聚會，歷經三年零八個月慘淡歲月，而三堂會友亦漸成分立之局。

旅港潮人落地生根

　　及至1945年大戰結束，香港重光，回復英人管治，國內會友相繼回流，教會回復昔日之蓬勃。遂向汕頭聘請蔡欽光、姚素靜及吳恩溥三位教師，分別擔任九龍城、尖沙咀及香港三堂的聖工。期間隨著國內時局不穩，大量內地難民相繼湧入，且不少為潮汕浸信會信徒，該會面對時局變遷，遂出現了易名及兼容聖禮的變革。就易名而言，鑑於「旅港潮人中華基督教會」一名過於籠統，且教會乃屬「堂」而不是「會」，故於1947年最終決議改名為「潮人基督教生命堂」，意謂信耶穌之最要者為得其生命。而三堂亦隨之改名為「香港潮人基督教生命堂」、「尖沙咀潮人基督教生命堂」及「九龍城潮人基督教生命堂」，顯較具體而名實相符。就聖禮兼容而言，長老會乃行洗禮，浸信會則行浸禮。為求吸納潮汕會友，故決定撤除宗派成見，採行聖禮兼容，此即洗禮與浸禮並尊，藉此達成「旅港同道，不分宗派」，顯具合一精神。而更重要則為三堂分治的確立，時因三堂潔名會友已達500人之眾，信徒過多，非一堂所能容載，而「大樹分枝，乃自然之理」。故經十三屆值理會「從長考慮，復廣徵眾意」，決定自1948年由一而三，三堂分設值理會，「多自就近措理會務，至若大事，則由三堂聯合辦理」，遂成立聯會。並擬定「分治綱領」，除教會定名如前外，以「信仰自由、禮儀互尊」作為推動會務之核心精神，此後三堂分設值理會，自行籌募經費，並由三堂組成聯會，處理聯堂重要會務。至此潮人生命堂正式成為三堂局格，由於其具有地緣、血緣的本色教會特色，處於以粵語為主流的香港華人社會，該會遂成為20世紀香港的方言教會而著稱於本地。

三堂分治開枝散葉

　　上述香港、尖沙咀、九龍城三大堂，於50年代相繼購地興建教堂。尖沙咀堂首於1950年建堂於寶勒巷；香港堂於1951年購堂擴建於些利街；而九龍城堂於1952年建堂嘉林邊道，確立此一本港新生教會之基址。隨著香港社會與經濟之推進，三大堂相繼於港九新界植堂，遂出現第二代及第三代之堂會。自50年代始設何文田迦密村堂，至60年代起植建筲箕灣堂，觀塘堂（日後因用粵語，行本地化，改稱豐盛生命堂）、新蒲崗堂。70年代起進入新市鎮及新社區，先後植建華富村堂、慈雲山堂、牛頭角堂、荃灣堂。80年代樂華支堂，90年代沙田支堂，而屬於第二代的筲箕灣則分出西灣河支堂，新蒲崗分出元朗支堂，以及觀塘堂分出將軍澳支堂，是為第三代堂會。其後元朗及將軍澳兩支堂，先後停辦，故今全部合計14堂會。至1972年更成立差傳會，派遣宣教士至印尼、馬來西亞、寮國、泰國、台灣、汕頭等地宣教，以潮汕方言組成的生命堂，由是在港自成一系。

　　此一於20世紀具有「潮汕長、浸教會財才總匯」，誕生於香港的新生教會，由其誕生至今，成為百年的老教會（1909-2009），具有三項特點，殊堪注意。

　　其一、20世紀上半葉為中國教會自立運動時期，潮人生命堂，上承潮汕，下開香江。其時閩南及潮汕地區之長老會，素主由自養以達自立之目標。故來港後的潮汕長老會會友早具自養自立的理念。此即該會得以在香港獨立發展，自成一系的歷史根源。

　　其二，近代西方差會入華傳教，出現多派一區的宣教現象，以廣東為例，其宣教宗派即有浸信會、長老會、公理會、循道會等宗派。而各大宗派自有其體制，然新成立的潮人生命堂，由於其會友不少來自潮汕的長老會及浸信會，故此該會為求推動會務，決定「信仰自由、禮儀互尊」，此即信徒入教可行洗禮，亦可行浸禮。推動新禮儀，撇除門戶之見，顯具合一精神。

　　其三、該會創立之初，乃由從事抽紗業的潮汕商人信徒所組建，並以家人及鄉親為吸納對象。中國傳統社會素以血緣、地緣相結合。而工商業團體──行會及會館，各行各業均有祖師神祇作為崇拜對象的宗教行為，呈現同鄉、同業、同信仰的特色。就此而論，潮人生命堂在港立會之初，乃由潮汕同鄉、抽紗同業，同奉耶穌之信徒所組成。顯然西來基督教已與中土社會共呼吸而出現本色化的特質。

　　近代中國教會，謀求自立，以三自（自治、自養、自傳）、合一及本色化為目標，期盼建立中華教會。潮人生命堂於百年時光之旅中，逐一實踐，無疑為中華教會建立一成功之案例。就此而論，潮人生命堂之「業績」，足以為其於近百年中國及香港教會史上取得一席之地位。

　　（後記：2005年，潮人生命堂聯會邀約筆者為該會百年史之顧問，參與編寫百年史，由是得以研究該會會史。2009年11月22日為該會百年誌慶之日，亦為《福源潮汕澤香江》百年史一書之出版，故特撰本文為其賀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