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以來,中國和外國是有很大的分隔,這不但是因地理交通的隔離,不但是民族生活風俗習慣的差異。然而最大的阻隔,亦在於言語和文字的不同。特別是中國幅員遼闊,一個省的面積比歐洲兩三個國家還大,而在中國一個省裡,往往有多個的民族存在,在語言上是有很大的差別。幸好的是,漢字是漢人共通的文字。可是外國人對於中國方塊的文字,更是難以明瞭認識。所以十九世紀早期西方差會教士視到中國傳教最大困難的事,就是學習中國語文,不少西教士到了中國,因為學不到中國語文,以致半途而廢,無法留在中國繼續傳教。
至於早期一些西教士,他們到了中國以後,首先就要學習中國語文。在學習過程中,有些是先學語言然後學習文字;甚至有些是語文並學。所謂學習語言,顯然是以西教士工作所在的地方語言為主,所以有一些教士所學的語言,只是適合於某省或某地區的範圍,但到另一個省分,或是到另一個地區,就無法溝通了。當然學了官話(即北京語),則可通行許多省分。說到文字的學習,要是閱讀和寫作就更加不容易了。
據所知有許多著名的西教士,或說對漢學有成就的教士,他們對中國語文學習不但是勤奮用功,而且是終生學習。他們的學習中國文字和經典,往往是是要聘請一些中國著名的學者去教導。就以馬禮遜牧師為例,他們中國後,先後聘請過容先生、羅先生、李先生等教導和協助。而繼承馬禮遜牧師的理雅各牧師,他是漢學的權威,他翻四書五經的成就,至今百多年尚無出其右,他的成功是有著名學者王韜的襄助。
所見的圖片是教會在河北深縣所拍攝的明信片。可見當年一些西教士正在上課接受華人教授中國語文的情況。其中有三個教士穿的是中國長袍服飾,中國老師在黑板寫上著「你的中國話學的怎麼行了!能說個三言兩句」等字樣,這些西教士是學習得非常認真,而他們本色化的服傭,顯出他們入鄉隨俗,為要得中國人知得魚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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