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讀者迴響

第 1854 期（2000 年 3 月 5 日）
◎　文林　◎　佘修安（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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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新的社會思潮不斷湧現，令兩性關係及兩性在社會上扮演的角色都起著革命性的改變。在社會上，女性普遍都能在比以往更公平的環境下和男性共事。在這種種轉變下，教會該如何回應？作為社會的典範，帶頭推動兩性平等？容納教會內對兩性關係的不同意聲音，但避免盲目的全盤接受所有意見？或循序漸進地引進改變，以免轉變太急令人接受不來？

　　胡志偉弟兄在「哭泣的戰士在哪裏？」（本報「教會之聲」，1831期）一文中，討論男性信徒在香港的教會中該怎樣重新定位，才可令教會復興。他認為，教會受到女性主義的衝擊，有著「陰盛陽衰」的現象，扼殺了男性貢獻教會、社會的機會。弟兄必須「站出來」，才能擺脫教會的陰性特質。

　　但筆者卻會覺得，幫助男信徒重新定位並無不妥，但若我們將新的角色局限在一既定的框框內，卻萬萬不可。細看胡先生的文章，發覺當中充滿了「性別角色定型」的痕跡。所謂「性別角色定型」，就是先入為主的假設了「男女有別」，認定男性和女性會各以一定的方式工作或生活。男女壁壘分明，彼此的界線不得踰越，權責不能混淆。例如，男兒在教會內必須頂天立地，不能當只顧雞毛蒜皮、經不起挫折失敗的「小男人」。教會內很多事奉職位由女性擔任，教會領袖又只以「母性直覺」治理教會，所以，男性應重定自己的身分，「重建弟兄雄性的氣概」。

　　誠然，教會內男女信眾在人數、事奉崗位上有比例失衡的現象是應該正視的，但重新界定男性及女性在教會內的角色卻並非正確的途徑。例如，以胡弟兄的標準，男性信徒必須頂天立地，在社會上作先驅者。但事實上，並非所有男士都會有此「大志」。而沒有如此心志的男弟兄，見到教會作出如此宣告，卻只會望而卻步。男弟兄面對此等壓力，或會擔心自己不勝任，只願做個不問世事的普通信徒；而未信或初信的男性，信仰根基尚淺，對他們大談甚麼承擔，亦屬不設實際，更會影響他們在教會內的成長。

　　我不禁要問：我們是否正被社會上的價值觀牽著鼻子走？社會上普遍認為，男兒志在四方，如果女士們能有所作為，固然「無傷大雅」，但男性在教會、在社會有承擔則屬「無可厚非」。我們希望男信徒在教會內有所作為，其實亦同時在男性身上加上了額外的擔子。

　　在處理兩性關係時，教會不但會在價值觀上被社會牽著鼻子走，在解決兩性地位失衡時，也可能會盲目仿效社會上的一套。解決兩性地位不平等，社會上普遍存在兩種方法：第一，不強作任何改變，任由市場機制或供求關係來作出調節；第二，高調介入，務求達至兩性平衡。

　　持第一種意見的人可能是既得利益者，或覺得男女性「各守本分」並無不妥；就算有志改善，也可能感嘆社會風氣根深蒂固，覺得要改也非一朝一夕之事。後者滿腦子理想主義，認為既然社會上的資源是有限的，男性和女性在社會上便被牽涉入一場「零和遊戲」中。

　　在這「零和遊戲」中，非你即我，你消我長。換言之，男性得不到的，便會由女性得到，女性放棄的，男性便可垂手可得。當有學生家長見自己女兒的成績明顯比另一位男同學更佳卻未能像那男同學考入名校，便上告平等機會委員會求個公道。他們可能支持公平競爭的原則，但這「公平競爭」的背後也其實有一點「私心」：好學校的學位有限，男學生入讀名校的機會大了，便直接減低了女生入讀的機會，只好重寫遊戲規則，使受不公平對待者能收回失地。在美國，一些州政府硬性規定一些大學收生時要按一比率取錄一些弱勢社群（例如女性，非白種人士，或殘疾人士），持的亦是同樣道理。

　　我認為，教會在處理兩性關係時，上述兩種方式都不可取。採取不聞不問不改的態度，只是無視問題的存在。積極的改變，卻只怕會矯枉過正。教會不像商業機構，不存在「職位」有限，競爭激烈的情況。教會固然有自己一套的架構，事奉的崗位在數目和職能上卻非一成不變的。教會可以做的，是鼓勵教友在不同的崗位上事奉教會。但負責領導的和投身事奉工作的，卻不可存任何先入為主的概念，認為某類職位只可以，或多數由某一性別擔任。負責策劃事工的，也應靈活設計事奉的模式，誘發男女會友的潛能。

　　總括而言，我覺得在處理兩性關係時，教會必須小心。牧者和作領導的，如果令會眾覺得自己的性別會影響其在教會內盡展所長的機會，教友的潛質被埋沒了不在話下，情況更壞的可能令教友不滿離去。在男女性在教會的角色這問題上，我們還是應該「積極不干預」，從旁鼓勵，靈活變通，方為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