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的語言

　　現在讓我們看看政府部門和軍事智囊團中的戰爭官吏更浮誇和險惡的官話。在這裏，我們有一整個知識分子、學者的團隊，花時間琢磨不同的「情境」，並考慮大規模死亡的「可接受水平」。他們的語言和思想……具有科學的抗疫力、務實的態度，沒有受到對生命的感性關懷所污染 — 除了他們自己以外。這同樣是基本的自戀，只是以男性的方式，也就是一種管理的模式。透過煞有介事地操弄全球死亡的統計數據，他們證明了自己的現實主義和男子氣概。然而，正是這種對死亡的玩弄，將死亡的腐朽帶入了玩弄者的語言本身：不是身體的死亡，而是精神和道德上的滅絕。腐朽從他們的談話、思想蔓延到每個人的言語和思想。然後他們聲稱捍衛的政治和道德價值，被他們談論這些事情時愈來愈明顯的輕蔑態度所摧毀。技術策略本身成為了目的，引導着迷的玩弄者進入迷宮，以致策略本應達到的目的終究被破壞。官方戰爭言論的模糊性最首要的目的是：掩蓋戰爭最終的非理性，以允許遊戲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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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紀的戰爭製造者，已經超前地創造了一種如此晦澀、如此易於背叛、如此模棱兩可的政治語言，以至它無法再充當和平的工具：它只是有利於戰爭。但何解？因為戰爭製造者的語言是自我封閉的。它不邀請合理的對話，而是用語言來壓制對話、阻止溝通，這樣雙方就無須交談，而以交換分歧、立場、村莊、空軍基地、城市 — 當然還有在其中生活的人民。每天的死亡人數（或「死亡比率」）被草率地審查和解碼。而這些總數由「真相部長」專業地管理，以便報紙讀者可以獲得正確的資訊。

　　我們這邊總是節節領先。獲勝的人必然有理。然而我們是對的，因此我們一定會贏。我們再次看到戰爭 — 或廣告 — 的美麗而自戀的自圓其說。再次地，「有麝自然香」。不與任何人交流，是因為任何的異議，小圈子以外的人，都是錯誤的，都是邪惡的，都已經在地獄裏了。

　　Thomas Merton, “The Nonviolent Alternative”, pp. 240-241, 243-244, edited by Gordon C. Zahn.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72.

兩年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普京拒絕用「入侵」或「戰爭」這樣直白的詞彙，只允許稱之為「特別軍事行動」，彷彿就像修修圍欄、做做軍演那樣。而發展至今，已是明目張膽，全方位、大規模地進行轟炸破壞，務求令烏克蘭就範，重歸蘇俄時代的光輝歲月；任何的抵禦和還擊，都成為他們擴大「軍事行動」的合法理據。而面對核武強國的霸凌行為，國際社會除了「強烈譴責、堅決反對」之外，確實也莫奈之何。就是提供經濟、武器及人道援助，卻已無法改變烏克蘭到處頹垣敗瓦的悲慘事實。

　　正如梅頓所言，戰爭製造者匯聚了各方面的智囊菁英，分析研究不同的「情境」，作出最有利自己的詮釋，必要時扭曲幾個關鍵的細節，以「說好自己的故事」；要不然再拉攏幾個同仇敵愾的盟友站站台打打氣，以顯示「吾道不孤」。

　　他們拒絕與任何「道不同，不相為謀」的人交流，卻深興得到文化大國的諒解。猶記得網上曾經瘋傳一個小女孩背着書包，一副洞悉世情的口吻，從「三國」的政治形勢月旦俄烏關係，彷彿兩者可以超越歷史處境而互相對換，相信也令普京對國人的智慧刮目相看。

　　而只要將死亡控制在一個可以接受的數字或比率，以務實的態度、管理的模式，容許有限度的「人道救援」，也就情至義盡了。你說你如何傷亡慘重，我說我亦有不少損失。曠日持久，人們也就連為甚麼會有這場戰爭亦忘記得一乾二淨了。

　　這種戰爭言論刻意的含糊性，說穿了，就是要「掩蓋戰爭最終的非理性，以允許遊戲繼續進行」。久而久之，人們厭煩了戰爭帶來的良心不安與不便，也就廣泛地掀起反戰的呼聲：「不要告訴我誰是誰非，總之和解也好，割地賠款也罷，難道大家就不能停下來嗎？」這種和平的呼籲背後，是一種和稀泥的道德價值。

　　正如梅頓所言，這種對死亡的玩弄，將死亡的腐朽帶入了玩弄者的語言本身。而「腐朽從他們的談話、思想蔓延到每個人的言語和思想。然後他們聲稱捍衛的政治和道德價值，被他們談論這些事情時愈來愈明顯的輕蔑態度所摧毀。」理直氣壯、大義凜然，最後卻只能讓那些大家心知肚明的言論，淪為令人唾棄的偽善；更可惜的是，叫人普遍對道德價值嗤之以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