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還是做人


2989 期(2021 年 12 月 5 日)
◎ 每月眉批 ◎ 施德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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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任何其他職業的人相比,醫生更有可能自殺,或者成為酗酒者或吸毒者—這是一個可悲而具啟導性的信息。當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觀察—以及伴隨的統計數據—我還是一名醫學生。從那時開始,我進一步留意到類似的諷刺,有着微異變化的相同主題:兒科醫生花很多時間照顧他們的年輕病人,以至忽略了自己的孩子;稍微超重的內科醫生告訴他們高血壓和肥胖的病人,減肥是多麼重要;而不容忽視的是精神科醫生給我們許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是他們縱使不是瘋子也很怪異。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試圖忘記醫學現實中這些令人費解的種種—或者我會提醒自己,我們在各方面都是有限的,假如不是缺陷的話,包括醫生;因此,我對所看到令我感到非常驚訝的一切,在工作中設定了一個天真的烏托邦主義:就是選擇某種特定職業,會以某種方式提供某程度的心理和道德完美感,是除此以外無法獲得的。……

  公開的認信與具體行為之間這種可悲的差異,還有一個不那麼戲劇化的版本—我恐怕我們當中許多人都非常熟悉這個版本:虔誠的禮拜者會謹慎地講閒話,或者在得知某人的壞消息後,獲得祕密的(令人歡愉的)腎上腺素飆升;或者一個醫學生、一個普通科醫生超越他們的責任心,並且事實上,從病人的痛苦中取樂;又或者從病人的麻煩中獲得太多個人滿足感的精神科醫生 —到一個地步「治療」變得(正如弗洛伊德所說)「無休止」,以致來自另一星球的冷靜觀察者,無疑會懷疑到底誰在治療誰。

  ~Robert Coles, “Harvard Diary: Reflections on the Sacred and the Secular”, pp.166-168, New York: Crossroad, 1989.

  羅拔高爾斯一九五零年肆業於哈佛大學,主修英國文學,並以榮譽生成績畢業,原本打算從事教育工作。但他的畢業論文不巧訪問了當年的詩人兼醫生威廉卡洛斯威廉士,並很快被說服進入哥林比亞大學醫學院,畢業後接受精神科專業培訓。

  在《哈佛日記》中,高爾斯跟讀者分享一直以來盤據着他心靈的經歷、觀察、掙扎、洞見和問題。他書寫任何不經意地掠過他思緒,並往往充滿爭議的題材:心理學、宗教、性議題、禱告等,而他總能簡單、直接地切入引起分歧的核心。可以說,高爾斯是透過書寫去思考,為事物理出個所以然。

  高爾斯不但在專業上得到同行的尊重,他的信仰觀點,亦容易讓信徒認出。他獨特之處,是能夠將耳熟能詳甚至流於陳腔濫調的信仰術語,以貼切到位的方式表達出來。譬如在這裏,他以自己的本業為例,率直而尖銳地分享一直以來的觀察和反思:「跟任何其他職業的人相比,醫生更有可能自殺,或者成為酗酒者或吸毒者⋯⋯而不容忽視的是精神科醫生給我們許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是他們縱使不是瘋子也很怪異。」表裏不一其實無處不在。

  醫生,畢竟亦只是凡人。只是在那尊貴的「大白褂」的掩護底下,種種人性的軟弱,有時也就肆無忌憚地張狂起來。當然,每種「專業」其實都有其獨特的途徑,去獲取各自的「心理和道德的完美感」。譬如警察感覺自己就是正義的化身;裁判官就是跟太太拗撬仍自覺客觀持平;知識分子常將家國民族甚至人類前途扛在自己的肩頭上;牧師作為上帝的代言人並不會犯錯。只是當警察監守自盜、裁判官貪財枉法、知識分子成為文化打手⋯⋯當解決問題的人出了問題,又有誰能制裁那制裁者、守護那守護者?

  其實稍有自覺,誰又不察覺到「公開的認信與具體行為之間這種可悲的差異」?只是倉促的論斷有時亦未免流於表面。高爾斯曾驚訝於他一位尊敬的朋友激進的政治表現與保守的宗教取態。他的朋友卻有這樣的自省:「我在街上表現得政治激進或在教會參與崇拜,並不是為了融入那些『激進』或者『保守』的人。我閱讀聖經。我盡量留意耶穌我們主的生平。我盡力跟隨他的榜樣。我經常跌倒,但我同時盡力跟上—跟上他為我們行過的道路。我當然是個大公信徒;我屬於一個教會,而當我決定加入它的時候,我知道我整個生命都會改變。於我來說,一切都是宗教—政治、家庭與工作,這一切都是我們義務的一部分:跟隨我們主的道路。」

  說到底,或聖或俗,最重要的還是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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