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從來就很政治,雖然信仰是很個人。
我沒有確鑿的證據懷疑君士坦丁大帝信仰的誠意。畢竟一個人只能夠本於其所在及所是,去接受並實踐信仰。而作為一國之君,他一切個人的想法和信念,是不可能沒有政治後果的。試想當君主感悟生命被信仰所改變,他能不將這件好事跟他的國民分享嗎?只是君王最衷心和個人的分享,最後都只能變成一樁政治事件。
為了教會得以健康有序地發展,君士坦丁招攬了當時的菁英,聘用最出色的人才為主教,毫不吝嗇地支付優厚的薪酬,以穩定教會的核心;他致力發展神職階級的制度,籌建宏偉的教堂,以治國的方略去發展教會的事業。
只是人的善意和努力,不能成就上帝的旨意。一個古老的帝國加上一個方興未艾的宗教運動,產生了一種詭異的化學作用,也同時從根本改變了彼此的本質。羅馬帝國一下子成為一個宗教氣味濃厚的「基督教國家」(Christendom);而基督教則從一個社會底層的信仰運動,演變成最具影響力的國家宗教,「從一場原本充滿活力的運動,融入了僵化的帝國方陣」。
由於有了皇帝御用的印鑑,從皇室貴族開始,到趨炎附勢、追趕潮流的羣眾,都趕緊加入這個最趨時的宗教組織,包括那些原先鄙視教會貧窮落後的有識之士。
因此,「君士坦丁時代」可以說是基督宗教最榮耀、得勝和輝煌的時代,成為主宰歐洲政治和文化的新紀元;它卻同時將教會僵化成一套強制性的戒律制度,其影響滲透逾千年的教會歷史,甚至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亦無法動搖其根本。這個時代催生了震攝的宏偉教堂建築和壁畫,也衍生了判決異端的宗教裁判所;出了學富五車的早期教父及敬虔的聖人,也出了厚顏無恥的宗教打手;有閃爍着人文曙光的但丁神曲,也有僵化強硬的教廷諭令。
君士坦丁信了主,當然希望能夠「全民歸主」;孫中山信了主,當然亦希望革命成功,拯救黎民於水火。信仰是個人的,卻每每因着當事人的具體情景而成為保守黨或激進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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