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為教師作甚麼？

第 2161 期（2006 年 1 月 22 日）
◎　文林　◎　何志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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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有兩位教師於四日內先後自殺，心裡十分難過，不禁自問：「作為教牧同工的我，可為教師作甚麼？」

　　不少人認為不只是教師承受沈重的工作壓力，各行各業也是一樣。以上將教師的工作壓力一般化的說法，對教師來說實在不太公平。有很多人以為教師薪酬高、假期多及福利好，卻不知道教師除了正常在學校工作的時間外，還要在課餘及「假期」額外處理大量的備課、批改、教務、計畫、文件及會議等工作，漠視了教師工作真正的難處。

　　相信每一個剛開始踏進執教鞭生涯的教師們，無不抱著遠大的理想和使命感，然而現今不少學校因資源及收生不足的問題，只能夠以每年續約的形式聘用教師，沒有人可以擔保他們下一學年是否能夠繼續任教，教師剛與學生建立了基本的認識與關係後就要離開，彼此之間很難持續地建立互信及委身的關係，更莫說是對學校的歸屬感和使命感了。

　　對於有「長約」在身的教師，同樣面臨縮班的壓力，不論該校過往有何「功績」都逃不過「殺校」危機。眼見這區因收生不足，教師們人人自危，鄰近的新區卻不斷興建新校，然而責任還是落在教師身上，他們無奈地要接受一連串的外評、互評及自評等評估機制，作為繼續「生存」的條件，不論教師如何努力，都無法改變總有一天「被殺」和「互殺」的危機，多年教學的心血就此白費，教師之間是敵是友也難分辨，試問怎不無奈？就算對上述評估機制的原意有多堂皇的包裝和解釋，也不會令教師們感到安心，尤其對於等級）banding（低的學校更甚。諷刺的是，學生品行和學業差勁，還有眾多學校向他們招手，以求自保；教師沒有能力幫助他們，就可能連幫助其他學生的機會也將失去。

　　理論上，不同學校之間的關係應是彼此合作和共融，現在卻「明爭暗鬥」，是甚麼促成這種局面？

　　香港以核心家庭為主，雙職父母甚為普遍，父母因工作關係無暇照顧子女，教養子女的責任亦從家庭轉移到學校。然而每當學生有問題的時候，不論是學業或品行的問題，最後還是由教師獨力承擔，問責的對象也是他們。事實上，青少年問題並非只關乎教師的事，也是整體社會必須關注和承擔的問題。當學生上堂時睡覺、「講粗口」及打架，是關乎誰的責任？將社會結構性問題的擔子單單放在教師的肩頭上，以為凡事都可以藉管理和問責解決任何問題，教育也在非人性的層面下運作，實在嚴重地缺乏對教育的尊重。

　　「作為教牧同工的我，可為教師作甚麼？」

　　（作者為伯特利中學校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