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與性傾向歧視系列之二
《性傾向歧視法與人權公約》

第 2137 期（2005 年 8 月 7 日）
◎　真情真性　◎　關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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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支持性傾向歧視立法的人都愛訴諸國際人權公約，例如先引用《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條：「人人得享受人權法案所確認之權利，無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等。」然後就說，應為同性戀者制訂性傾向歧視法。這種說法對嗎？

「性傾向」從未在國際公約出現

　　首先，「性傾向」這概念其實從未出現在以上的條文或其他基礎性的國際人權公約。有人認為性傾向已包含在「其他身分」之內，但這只是沒有論據的斷言，存在極大的任意性。根據同樣任意的做法，任何人都可包括在「其他身分」之內，那樣，我們就應制訂無限條歧視法，這在事實上不大可能，也不一定是社會之福。

　　 若同志運動可這樣隨意解釋此條文，我們也可說反對同性戀的人也包含在「其他身分」內，那也應立一條「同性戀異見歧視法」吧？同志運動的意識形態已漸漸成為政治正確的論述，不同意同志運動的人可稱為同性戀異見人士，他們將如同極權社會中的政治異見人士，在社會中逐漸邊緣化和受到歧視，一旦制訂了性傾向歧視法，他們也很有可能受到打壓。因此，為何我們不也制訂一條歧視法保障他們的平權呢？其實這條法例有更堅實的法理基礎，一方面它屬於宗教範疇，因為不少宗教都不贊同同性戀；另一方面，「同性戀異見」類似「政見」，可屬於「其他主張」。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是不可質疑的嗎？

　　支持者也訴諸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一九九二年的裁決：「性別」這範疇已包含了「性傾向」。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就是不可質疑的權威嗎？我們必然要接受寥寥十多個人的看法，然後改變我們的制度和法例，無論這種改變有多麼深遠的影響？

　　我不是否定普世人權的理念本身，只是指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裁決不能照單全收，因為他們也會受流行的意識形態（如極端自由主義）影響，而且同志運動近年與人權組織有愈來愈密切的關係，如國際特赦組織，它的香港分部也有專人大力推動性傾向歧視法。概略而言，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是由西方意識形態主導的，它會不會被一些極端的西方思潮（如性解放）過度影響？會否是在把西方的自由主義倫理，透過「人權」的借口，強加於其他文化呢？這些問題都要仔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