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辦學新思維」之二
　伙伴關係下的教會辦學

第 1917 期（2001 年 5 月 20 日）
◎　神學縱橫　◎　吳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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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香港政府一八六七年的調查報告，當年全港六至十六歲的青少年約一萬二千人，其中約一萬零八百人未能入學，佔學齡兒童的百分之八十七。因此，自一八七三年開始，政府實施了教育補助計畫（Grant-in-Aid Scheme），這計畫的推行是因為香港急需開辦學校，所以政府鼓勵傳教士差會、其他社團、或私人做政府的伙伴，分擔政府的辦學責任。該項計畫是這樣規定的：「凡接受補助的學校，必須每日有連續四小時的世俗課程的講授，教員亦須經政府視學官員檢定符合條件者。」政府的關注是學校必須提供最少四個小時的世俗教育（包括英語教育、科學及實用教育等）。計畫推行之初，政府只是補助那些提供初等基礎教育的學校；但自一八七九年始，是項補助計劃更是擴展至中等教育，並為進一步鼓勵更多差會學校參與這計畫，政府並且承諾：「若有符合補助計畫所列明的條件者，均可參與這項計畫，政府不會干預該等學校所提供的宗教課程」。透過這項教育補助計畫的推行，差會與政府逐漸建立了一種合作伙伴的關係，共同發展香港的教育事業。經過百多年來的努力耕耘，教會學校亦建立了優良的基督教學校教育傳統，多已成為了香港的名校，譬如是：聖保羅書院、聖保羅男女中學、拔萃男校、拔萃女校、聖約瑟書院、瑪利諾修院、喇沙書院、香港華仁、九龍華仁書院、英華男校、英華女校等。

　　自廿世紀六十年代開始，政府與教會的伙伴關係又以另一形式出現。以前的教會學校主要是由政府主動邀請差會作伙伴而成，但這個時期開始，卻是由香港的華人教會主動地作政府的伙伴，配合政府的各種發展政策，推動香港的教育事業。這樣的歷史發展亦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它逐漸將香港基督教教育的形象改觀了。早期教會學校所提供的是西方模式的宗教教育，或是作為傳教工具、以宣教為目的的一種基督教教育；但一九六○年代以後的教會學校所提供的是本地華人教會及信徒為適應香港社會的需要而提供的基督教教育，若借用中華基督教會常用的辦學口號：它是以「傳道服務」並重的一種基督教教育。正如汪彼得牧師曾經說過：「教會的使命是傳道服務，以行動見證信仰，把傳道事工與社會責任均衡發展。傳道是使人因信得救，但同時服務社會是要彰顯上帝的愛，兩者相輔而行，便可相得益彰」。在一篇以「教會辦學的方針與政策」為題的文章中，汪牧師更坦言：「教會辦學應視為教會的一種社會服務工作，亦是一種傳道的機會，以主耶穌的教訓栽培青少年，從在學期開始，懂得愛家庭、孝敬父母；愛學校、尊師重道；愛鄰舍、和睦共處；愛社會、熱心服務，將來在社會上為良好的公民。......教會栽培出這樣品德的青少年，他們雖或沒有領洗加入教會為信徒，亦已得受基督化人格薰陶感染，而我們亦已本基督『為他』精神達成為社會服務的目的」。這樣的基督教教育正是本地華人教會與政府發展出來的新的合作模式，也是配合了香港社會發展的需要而提供出來的基督教教育。

　　當香港政府在一八六○年推行世俗化教育時，也曾引發了傳教士討論「世俗教育」與「宗教教育」是否可以共存、及兩者之間應如何取捨的問題。而一八七三年推出的教育補助計畫已確認了「世俗教育」與「宗教教育」是不相違背、可以共存的。過去近四十年的經驗更是證實了本地華人教會是可以承接這樣的傳統，繼續與政府在互相尊重、彼此信任的情況下，互相配合社會發展的需要而共同推廣香港的教育事業。教會學校的確是可以在政府與教會之間互信的關係上，使「宗教教育」與「世俗教育」得以相輔相承地平衡發展的。教會學校能有卓越的表現，也是證明了宗教教育是可以在回應香港社會的需要中不斷的自我更新而變化，這是香港教育史上的一個寶貴的經驗。

　　這種伙伴關係的辦學模式不單證實是可行，更也成為了香港教育的特色之一。香港的其他團體也仿效教會辦學的模式，參與本地的教育事業。辦學團體中，除了是來自基督教的不同宗派團體、天主教的不同修會及團體外，也有來自其他的宗教（佛、道、孔、回教等）、宗親會、同鄉會、總商會及慈善團體（如東華三院、保良局等）。他們之間固然是有良性的競爭，卻並不互相排斥，這樣更能表現出多元化社會的特色。香港政府（至少是過往的政府）成功之處，是在於它能夠有效地善用了社會的資源，發揮了民間團體（包括宗教團體）參與社會教育的功能，為社會提供多元化的教育服務。這些不同的宗教團體也能夠非常融洽地、不斷地配合政府的政策、及社會的需要，共同為建設香港的教育事業而努力。這委實是一個十分寶貴而獨特的香港經驗，也確實是香港教育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