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翻譯《中國經典》~探十九世紀的中西宗教及文化之交流(一)

1909 期(2001 年 3 月 25 日) ◎ 神學縱橫 ◎ 張翠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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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自公元六三五年(貞觀九年)傳入中國,迄今一千三百六十多年,有景教(Nestorian)、也里可溫教(即元朝之景教)、天主教(Roman Catholic)、基督教(Protestant,又稱新教)各派之別。其間或有消失中斷之歷史,但從歷史溯源來看,基督教在中國歷史中,曾多次得到士人和皇室的尊敬或信奉,只是被政治因素、動亂和戰爭阻礙其發展,故未能廣泛地流傳。然而,基督教傳教士把西方的科學技術及學術思想帶進了中國,對中國的宗教及文化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及影響,這卻是有目共睹的。

  基督教與中西宗教及文化交流之略述

  英國馬禮遜牧師(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是創立於一七九五年的倫敦傳道會(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所差遣到中國的第一位教士,自一八○七年抵華後,與米憐牧師(William Milne, 1785-1822)致力於基督教《聖經》之漢譯、編纂《華英辭典》、設立英華書院等工作。馬禮遜在華工作前後達二十七年之久,他所創辦的傳教、譯經、教育、出版、醫藥等事業,為基督教在中國發展奠下了穩固的基礎。他豐富的中西文著述更對日後中西文化交流作出深遠的貢獻,故有稱馬禮遜為近代西學東傳,以及東學西傳的先導者。馬禮遜逝世後,理雅各牧師(James Legge, 1815-1897)繼承了其在中國的傳教工作,成為第二代中國傳教士的先驅。理雅各不但從事傳教與教育工作,更致力研究中國典籍,在王韜襄助下把《中國經典》(The Chinese Classics)後部分翻譯成英文,並加注釋。譯書之餘,亦撰寫介紹中國學術、社會文化之典籍,博得中外學者的稱許,成為舉世知名的漢學家。

  早期基督教教士來華傳道,礙於當時滿清政府律法所限,故基督教教士傳道之方法以文字為始,加上滿清政府嚴禁國民教授夷人學習華文,外人通曉華文者寥寥可數。因此,早期基督教教士能通曉華語、翻譯典籍、與華人接觸,並交流彼此思想及文化,實為難得。本文將會從王韜與理雅各牧師十年之交往和學術研究,探討一下傳教士來華傳教對十九世紀中國的宗教及文化所帶來的衝擊、貢獻和影響。

  王韜及理雅各牧師之翻譯事業

  (一) 王韜及理雅各牧師之背景及其認識的經過:

  理雅各牧師是來自英國的宣教士,於一八四○年抵達馬六甲,時年二十五歲。理氏以繼承馬禮遜牧師傳教事業為己任,於一八四三年將馬六甲英華書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遷移香港並出任院長,致力於學習中文及翻譯《聖經》。一八六一年開始,他的心血結晶陸續在書院出版,總稱為中國經典(The Chinese Classics)。一八七三年,他在英國期間又完成了《孝經》、《易經》與《禮記》的英譯,並於倫敦牛津市出版。及後,理氏的譯筆轉向中國其他名著,先後翻譯老子的《道德經》等典籍。他在一八九七年病逝前,仍孜孜致力於《楚辭》的迻譯,可見其對中國宗教及文化研究之熱誠。

  王韜(Wang Tao, 1828-1897)原名利賓,江蘇長州人。秀才出身,曾應鄉試不中,一八四八到上海,認識英國倫敦傳道會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一八四九年洗禮信奉基督教,在倫敦傳道會工作達二十四年之久,接觸了西方的知識、政治體系及社會文化,及後對中國引介近代西方的事物和政治,成為晚清重要的思想家。

  一八六二年,《中國經典》第一、二冊已經出版了的時候,王韜因上書太平軍被清廷緝,幸得英國大使相助而逃亡香港,並認識了理雅各牧師,兩位中西學者因倫敦傳道會在港開設英華書院而交往,結為好友。雖然從王韜逃亡香港至理雅各一八七三年最後一次離港回國,王理二人相處不過十年,然而理雅各得王韜襄助翻譯《中國經典》,成為了舉世知名的漢學家;而王韜亦深被理雅各牧師提攜,遠遊歐洲,識見大增,成為中國近代著名的知識分子。由此看來,理雅各可說是東學西傳的發揚者,而王韜則成為了西學東傳的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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