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翅香江的鐵血雄鷹

　　研習宣教歷史從來不是堆砌檔案，鋪陳資料只是蒐證的必須，更重要是綜合這些死板數據，透過解讀和詮釋過程，使史事背後的動機、神學語境與時代侷限還原，成為與古人的對話，所謂神交古人者也。故此，在歷史敘述中，從來不應被簡化為零和遊戲，卻是牽涉複雜的神學與人性之間的互動。

　　近期，有感閱讀若干歷史評析，如林準祥博士新著（註）， 傾向從「去殖民」角度重寫宣教史，將西教士塑造成排擠華人、操弄權力的角色。然而，這種敘事方式，往往忽略了──特別是該書談到的早期德國入華宣教先鋒，那股純粹的宣教執着與信仰熱誠。筆者無意糾結於該書的立論、理據和引證之連番錯謬，而是透過本文希望為向來被忽視的德國傳教士故事，分享一點淺見。

鐵血雄鷹圖騰

　　要還原真相，我們必須回到十九世紀德國的宗教現場。在德意志文化圖騰中，「雄鷹」是象徵着高遠志向與堅韌生命力，延伸自神聖羅馬帝國時代的雙頭鷹麾旗，而作為「第二德意志帝國」存在的普魯士王國，就以單頭雄鷹作為國徽，故此早期禮賢會來華宣教士漢學家花之安牧師（Rev. Dr. Ernst Faber）稱普魯士為「單鷹國」。德國文化中，又以「鐵血」代表了不畏艱辛、近乎嚴苛的自律與執行力。這裏所指非單純的政治和軍事論述，而是深深烙印在德國文化的骨子裏，是一種入血式的人文堅持，崇尚節儉、簡樸、紀律。當這股「鐵血雄鷹」般的宣教士意志來到香港，他們面對的不是殖民利益依歸，而是開拓一條有血有淚的福音戰線。

▲《皇城信式》的首頁，藏於荷蘭萊頓大學東亞圖書館郭士立牧師特藏GUTZ 86a號。（筆者攝）

　　要理解這羣「雄鷹」為何遠赴重洋，必須先澄清常被誤讀的文化與神學觀點。首先，有些人常將德國敬虔派與英國清教徒混為一談，但是兩者的背景、核心信綱和信仰羣體皆截然不同，前者追求在德國信義宗信仰框架內的屬靈更新的復興運動，後者則起源於英國，追求分別為聖的信徒生活。有些人誤以為敬虔派只追求屬靈經驗或情感抒發，但敬虔派作為德國神學傳統的一員，跟隨嚴謹信義宗理論框架，強調心靈更新，煥發活潑信心，一直影響着因「教隨國立」原則（Cuius regio, eius religio）而以信義宗教會作為國教的不少德意志諸侯。敬虔派可追溯至青岑多夫伯爵（Nikolaus Ludwig von Zinzendorf und Pottendorf）建立主護城（Herrnhut），接待來自今日捷克一帶的宗教難民開始，親自擔任牧者角色，從體制上激活他們靈命，後來以致有莫拉維弟兄會誕生，他們藉禱告、讀經和宣教，成為上帝國的先鋒。今日信義宗使用的《信徒箴言》就是源自他們的Losungen。

▲1910年，禮賢會傳教士葉道勝牧師所拍攝的郭士立牧師在跑馬地香港墳場墓地，其上明顯髹上黑白紅三間的德意志帝國國旗。載葉道勝的《中國與華人》，頁29。（筆者收藏）

　　另一種誤解是認為德國傳統福音教會排斥敬虔運動。事實上，當時德意志教會對追求敬虔這份理想，貫徹於各地信仰羣體之更新。譬如今日的禮賢會沿自德國普魯士的「萊茵蘭」（Rheinland）的「萊茵差會」，其領導層多出身於信義宗敬虔派教育背景。在萊茵地區，除了信義宗教會以外，還有奉行加爾文派的改革宗教會，但兩大派別並非勢不兩立，而是在十九世紀普魯士聯合教會的巧妙安排中，以信義宗神學為骨骼，也接納部分不與其牴觸的改革宗理解，並且嘗試在宣教異象上整合資源。這種「合一」精神，正是後來多位傳教士能共同在香港同舟共濟的基礎。他們並未否定嚴謹的教義，而是探討如何轉化為向外的擴展的動力，促成往後的宣教運動發展。

雄鷹抵港翱翔

　　莫拉維弟兄們宣教的動人之處，在於他們帶着宣教熱忱和嚴謹意志，稱兄道弟而不拘小節，開拓了多樣化的宣教模式，可以說是基督教近代宣教的起始點。這種精神賦予了被譽為「中國信義宗之父」的郭士立牧師（Rev.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以及來華的後繼者一種鋼鐵般的毅力，流着傳道的熱血，忍受極端文化和惡劣環境，只為實踐使異邦「重生」的使命。郭氏在香港期間，成立「福漢會」（或稱「漢會」）聘請華人傳揚福音，同時自己承擔着大量著作工夫，翻譯教條，選取其所屬信義宗基本信條《皇城信式》和《天教各條解明》（即信義宗的《奧斯堡信條》和《路德小問答》），而非加爾文派的《西敏信條》，甚至不是介乎兩者之間的《海德堡教理問答》。他志在讓早期本土信徒，能透過他所屬的信仰體系，建立穩固的信仰根基與邏輯。郭士立又是多個語言聖經翻譯的推手，除了開展信義宗教會在華宣教外，更是著名的內地會創辦人戴德生牧師所說的「內地會之祖父」，沒有他勉勵戴德生傳教，又鼓勵他穿華服、習華語，以及深入不毛之地傳福音的勇氣，就沒有後來各宗的發展。

▲身穿德國信義宗教會牧師袍的郭士立牧師。（網絡圖片）

　　因為郭士立牧師的勸勉，德意志地區的差會決意入華宣教，首先是萊茵差會和巴色差會（今日發展成在香港的禮賢會和崇真會）。1847年3月，首批傳教士包括禮賢會的葉納清（Rev. Ferdinand Genähr）、柯士德（Rev. Heinrich Köster），及崇真會的黎力基（Rev. Rudolf Lechler）、韓山明（Rev. Theodore Hamberg） 抵港後，他們與被誤為「殖民者」的負面標籤相反，展現極大謙卑，他們在香港並非住在豪宅華府，而是擠在維多利亞城的一棟樓頂，與華人一同起居、共學語言，這是道成肉身的融入。當幾位德國宣教士發現部分福漢會成員質素良莠不齊，遂展現他們對紀律的要求。受德國鐵血文化以及「召命」觀念影響，他們整理信徒名單、明查暗訪、核實報告，以一種準軍事化的眼光審閱，力求精確。後來這些德國傳教士發現許多華人的傳教報告，都是捏造出來為挪取經費而寫，他們的反應既激烈又心痛。他們遂整頓福漢會，並非要究責或打壓華人，更不是為攻擊郭士立所做的一切，而是他們的「鐵血」為了建立誠實、有生命力的恩典信仰團體，不是單純的「鐵腕」手段，而是需要福漢會經過爐火純青的鍛鍊而成為精鋼，更是一種視死如歸的福音使命，這正是體現「鐵血」中耿直不阿的神學精神。

　　這種精神就如被視為「宣教之歌」的《頌主聖詩》「救主耶穌，天國聖工」般，這中文版本由著名入華傳教士艾香德（Rev. Karl Ludvig Reichelt）所譯，原作由巴色差會聖經老師博思域博士（Dr. Samuel Preiswerk）作詞，約翰海頓（J. H. Haydn）作曲，德文原文為「Die Sach ist Dein, Herr Jesu Christ」；禮賢會《頌主詩歌》中譯本「我們聚集心無私意」，則以較接近德文原文歌詞的主題，以麥子落地死了而結出果子作為主題來翻譯，展示出一股為主奮勇作戰的宣教「鐵血」。

總結

　　我們需撥開最近一些學者以立場先行之霧霾，他們甚至利用某年某月的單一孤本獨證，認為當時西教士操弄權術，又意圖將他們形塑成心懷不軌、排擠華人的角色，事實是宣教歷史不應被簡化為「洋人」與「華人」的權力爭奪。歷史不是冷冰冰的文字、權力爭鬥的遊戲或隨意貼上的殖民標籤，而是宣教士「鐵血雄鷹」般堅毅、勇氣和信仰實踐。德國傳教士留下的遺產，不只是建築或機構，更是一種對信仰真理不折不扣、追求卓越的精神品質。鑑古知今，方體會昔日整頓之後，才有後來華人基督教史首學王元深公這樣的先賢攜手，克服了文化與語言的屬靈阻礙，將上帝國實現於人間。

　　（註）：林準祥，《香港1851：華人宣道者的足跡》（香港：中華書局，2026）。

本文作者：胡健斌（皇家歷史學會和皇家亞洲學會院士；香港中文大學和澳洲神道大學名譽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