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確定與不確定之間

　　⋯⋯但多元化也對個人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隨着愈來愈多的生活領域失去理所當然的規範，個人必須反思並在現有的選項中作出選擇。事實上，現代化可以被描述為人類狀況從命運到選擇的巨大轉變。阿諾德蓋倫在其「去制度化」和「主體化」兩個關鍵類別中，精闢地描述了這種轉變。去制度化是指傳統針對個人行為的制度方案被瓦解的過程—以前，比如養育孩子，有一個理所當然的方案，而現在，卻變成了互不相容的兒童教育理念。主觀化是指不同的制度失去其聲稱的客觀地位的過程，以致個人不得不重新依靠自己，「拼湊地」建構自己的意義和規範。

　　這種轉變的最終效果可以概括為：確定性變得更遙不可及。這意味着即使相同的傳統信念和價值觀繼續得到肯定，肯定的方式也改變了。簡言之，信仰的內容或許不變，但信仰的方式卻改變了。對許多人來說，至少在這過程的早期，這種改變會被視為一種巨大的解放—事實也確實如此。但在一段時間之後，它可能被視為一種人們渴望擺脫的負擔。人們不顧一切地追求確定性，而哪裏有需求，哪裏就會有人供給。這就是原教旨/基要主義者發揮作用的地方。

　　與「多元主義」一樣，儘管原因不一，「原教旨/基要主義」一詞亦非恰如其分。⋯⋯我們不妨遵循通常的用法，但同樣需要一個更精確的定義：原教旨/基要主義，是試圖恢復或重新創造一套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信念和價值觀。換句話說，原教旨/基要主義總是被動的，它反抗的正是前面提到的相對化過程。

　　由此可見，無論其修辭多麼傳統，原教旨/基要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現代現象；它並非傳統。它最多可以被稱為「新傳統」，但這個前綴意味着巨大的差異。這種差異恰恰在於理所當然與刻意選擇之間。

　　Peter L. Berger, editor, “Between Relativism and Fundamentalism”, pp. 6-7, Michigan: 2010.

　　在過去，教會（在西方）或文化傳統（在東方）往往成為一個社會認知和規範秩序的基礎。用社會學的術語，就是一個信念體系或知識內容之能夠被視為真實、可信的「似真性/可信結構」（plausibility structure）。

　　只是當傳統的「可信結構」在現代化的浪潮下變得分崩離析，人們又能用甚麼去連結一個社會的信仰和集體意志？

　　正如作者指出，當我們從一個比較客觀或學術的角度去審視「原教旨/基要主義」時，就會發現它並不是純粹地回到傳統的初心，而是嘗試去對抗時代的洪流，在趨向多元與相對化，模稜兩可、見仁見智的時代，提供抗衡的力量。

　　從這個角度，所有世俗的世界觀及價值系統，其實都可以演化成一種原教旨/基要主義的心態：極端民族主義、政治的意識形態、科學主義，甚至是世俗主義（相信宗教必須從公共生活中剷除），無非都是要在不確定中找個立足點。譬如在土耳其和法國，甚至美國，不同的世俗及宗教的基要主義者，經常在政治上擺明車馬互相抗衡。而雖然他們在政治上的主張往往南轅北轍，他們的社會和心理特徵卻異常地接近。

　　他們對社會往往抱持着一種非黑即白的心態，傾向妖魔化反對者陣營，向他們的信眾和潛在的皈依者宣告：「來吧朋友，我們將讓你明確地知道該相信些甚麼、該如何生活，以及你該有的身分。」而事實證明，這個信息的市場驚人地龐大。

　　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的歷史，充分表現了此等基要主義運動是何等的艱鉅。它的成功不但意味着人類社會的墮落和壓迫，也帶來經濟停滯和衰退的重大代價。北韓的鎖國與愚民，讓她難以擺脫貧窮與落後；而塔利班、伊斯蘭國亦企圖以高壓手段，克服無神主義與他們眼中的「道德墮落」。他們殘暴血腥，不僅因為要建立新的秩序，更要應付不時出現的異見者「認知污染」的挑戰，控制一切外來世界資訊的解釋權。

　　受到上世紀初美國新教基要主義運動影響，各地的教會亦嘗試恢復或重新建構一個理所當然、無可置疑的意義和規範的信仰世界。只是前車可鑑，或許我們無須在「命運」與「選擇」之間、「上帝的旨意」與「人的意志」之間作出非此即彼的選擇，將一時一地的風土文化或祖傳法規，定格為永恆不變的真理；而是在尚未揭盅的命運作出我們當下的選擇、以不斷更新轉化的心意，去察驗上帝純全可喜悅的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