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的佈道植堂

　　香港島基本是一個貼近大陸的細小岩島，本身未有幾多足以供養大量人口的天然資源；兩世紀之前，島上原本只有幾處漁村及零星農村。當英國佔治香港島，隨即沿着北邊海岸建城，陸續開拓漁農以外的其他產業；於是日漸吸引一批批洋人及鄰近地區的華人，遷來香港，聚居營生。從這個視角看，香港由建城開始就是一個「移民城市」；而人口的或來或出，一直緊貼中國的國情動勢，成為常態。

　　德國禮賢差會（Rhenish Mission) 響應信義宗在華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的呼喚，派出教士於1847年來到香港。他們以香港為後勤支援站，視珠江三角洲為傳道服侍工場，尤其聚焦貼近香港的寶安及東莞。教士除了佈道植堂，更兼興學辦醫，建設社會；多年下來，教會邁向成熟；甚至可以發展神學教育，培育華人牧者。

　　那些年，滿清皇朝持續衰落。既有波及華南多省的太平天國事件，又於1860年因戰敗而失了九龍半島，再於1898年被英國強租「新界」。在這內外交窘當下，大量鄰近香港地區的民眾移居香港，既為避亂，亦為謀生。這些「新來港移民」中，包含有不少禮賢會在寶安和東莞等地的會友。禮賢會在香港辦事處的教士，牧顧來自內地、自己宗派的果子，為他們安排聚會，份屬自然；這是禮賢會在香港事工的起點。至1914年，這個羣體成立正式教會，就是延展發展至今的「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堂」。

　　也許可以說，禮賢會立足香港的發展建立，是源於一場「新移民佈道植堂」的時機。當年教士精準地履行召使，精準地回應了這時機，鋪下隨後宗派服侍香港社會的基礎。同樣地，「中華循道公會」走過近乎一致的歷程。

　　英國循道會一名信徒宣教師（Lay Preacher），俾士（George Piercy）心懷中華大地；他等不及宗派的策進，於1851年自費單獨來到香港，然後轉往廣州傳道，鋪下了循道會在華南發展服侍的基礎。那時，循道會在香港只有英語事工，並且聚焦牧顧軍旅中人。

　　隨着清朝末年日漸崩潰，社會長年動盪不安，大量鄰近香港的國內民眾持續遷來定居；其中的循道會會友渴求得到所屬宗派牧顧，亦屬自然。這個時機促使循道會在香港開展華人事工，於1882年開始設立華人聚會，這就是延展發展至今的「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香港堂」。

　　啊，「新移民佈道植堂」絕非新鮮事；其實就是歷久常新的敏於見證天國福音。

區伯平（撰文、拍攝、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