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教育的文化因素

第 2968 期（2021 年 7 月 11 日）
◎　生命教育　◎　龔立人

　　生命教育的發展和模式與不同地區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有關。香港早期發展的生命教育集中回應過份強調智力發展而忽略個人成長的教育和社會，特別是「公主病」。所以，提升抗逆力和自理力是生命教育的重點。至於台灣，生命教育以「人生三問」作為主要框架。「人生三問」指：我為甚麼活着？我該怎樣活着？我又如何能活出該活出的生命？台灣的生命教育對香港生命教育發展有一定啟發，但這設計是否回應香港教育的貧乏仍是一個問題。近十年，生涯規畫加進香港生命教育，甚至有傾向將生命教育服務生涯規畫教育。有別於台灣，香港教育局對生命教育沒有規範，所以，香港生命教育可以自由地發展。加入生命教育的生涯規畫教育使生涯規畫不只關注職業發展（career planning），更有自我發展的內容（life planning）。即幫助學生認識自我、規畫個人發展路向、設訂目標和進行反思，以及了解各種升學就業途徑等。認識自我與生命教育有密切關係。然而，我認為生涯規畫太有目的導向，甚至為經濟服務多於超越經濟。這一切無形中規限了生命的可能性。以下，讓我分享一個在經濟貧窮地區發展出的生命教育。

　　一位在南蘇丹當傳教士的朋友跟我分享她在一條極貧窮村莊從事教育的事。按當地經濟情況，教育可以改善他們生活的機會不大。我問，「我明白教育本身意義是人的成長，與改善生活無必然關係。當你看見接受了教育的孩子跟他們之前經濟生活沒有大分別時，甚麼原因使你們投入教育。」她說：「這裏重男輕女很嚴重。很多女孩子到十三至十四歲就要停學了，不只因為他們要幫家庭工作，更因為他們被安排嫁人。生命教育在本地的意義是要幫助女孩子認識他們的尊嚴和活出尊嚴，並要教導男孩子，要為他們家中的姊姊和妹妹站出來，維護他們的尊嚴。」

　　南蘇丹的生命教育不是不用問「人生三問」，也不是不需關注生涯規畫，而是更基本地認識、活出和捍衞生命尊嚴。

【要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