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香港基督教出版業綜覽

第 2779 期（2017 年 11 月 26 日）
◎　閱讀轉化生命　◎　梁冠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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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華文市場的調整：基督教刊物的新陳代謝

　　東南亞的政治因素

　　中共建國前後，香港逐漸取代上海成為基督教華文出版重鎮。短短二十年間，書籍和基督教雜誌出版如雨後春筍，六十年代末才有重大轉變：東南亞華僑所居留的國家，紛紛限制他國語文學習與使用，這意味中文刊物在東南亞銷場日益收窄。

　　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三年，《燈塔》、《聖經報》及《青年良友》先後停刊。主要原因也是東南亞銷場收窄和經濟考慮。

　　不少原來由差會或其他補貼下勉力維持的刊物，也於七十年代相繼停刊。道聲出版社、浸信會出版部、及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都有類似情況。

　　傳統雜誌的停辦與革新

　　《聖經報》的停刊，喚醒部分人士興革報刊。一九七三年，支持者以「聖經報社」名義續辦刊物，而內容上已略有調整。直至一九七七年，該報由當時新成立的天道書樓接辦，內容隨之轉向學術類研經。

　　中華傳道會於一九七五年停辦《晨光報》，另編《分享月刊》。新刊物着重基督徒的生命及日常生活的交流分享，不欲與其他宗教刊物內容重複。

　　聖道出版社（前中國佈道會出版部）的《生命雜誌》，面對七十年代的停刊潮仍能勉力維持，除了因為有北美市場支撐，讀者捐款也十分關鍵。

　　基督教的新銳雜誌

　　《突破》雜誌和《突破少年》可說是新銳雜誌的代表。一九七四年，《突破》雜誌正式面世，面向普羅大眾，是一份向本土發聲的雜誌，也立足於香港。雜誌選定的對象是具中學水平的讀者。創刊號初出，市場反應十分熱烈，共銷出萬餘份，其後每期發行兩萬份，聲勢浩大。《突破少年》，並於一九七九年創刊，深得各界肯定，資深兒童文藝工作者阿濃對這份雜誌亦讚譽有加。

　　此外要關注的是大專的出版動向。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於一九六零年創辦的《橄欖》可說最具代表性，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度該刊銳意革新，希望能成為一份屬於大專界、神學生與教會領袖的先鋒雜誌。由於《橄欖》對信仰以至教會的叩問不無顛覆性，部分教牧視之為禁書，它終究只是一份小眾讀物，實際銷量最高時也只有千餘份。

　　另外，一九七二年成立的香港學園傳道會，出版《挑戰》雙月刊、《基督徒靈命長進十階段》、《可傳遞的信息》等，對大專福音工作具相當影響力。

　　當時亦有個別院校嘗試出版福音性刊物，值得一提的有中大團契的《大學站》。該報始於一九七七年，創立成員共十六人，維持五年。

　　異軍突起的《抉擇》月刊

　　《抉擇》月刊是由葛培理佈道團主理的雜誌，每期均有葛培理文章及佈道團消息，中文版於一九七三年面世，並發行至東南亞及美加華人之處，可說是當時異軍突起的華文基督教雜誌。該刊同時招來一些批評，認為它是葛培理的喉舌刊物，而且不夠本色化。

　　二、自養、合作與本色化的道路：基督教出版界的檢討

　　綜觀香港華文基督教雜誌的演進，大概可反映出一種破舊立新的趨勢，輿論多強調發揚本色教會精神。總括來說，就是：文字工作要走上自養的道路、合作的道路和本色的道路。

　　自養的道路

　　殷穎牧師最早提倡基督教出版機構要邁向企業化，這種說法甚具顛覆性和爭議性，因隱含「教會文字」並非優先的意味。有些文字工作者顯得憂心忡忡。曾任證道出版社編輯的陳錫麟指出，教會出版工作已陷入某種危機，部分出版機構已走上「迎合」讀者趣味的路。

　　由於自養離不開營銷和發行，故此部分文字工作者關注營銷和推廣方面的現況。曾擔任《青年良友》及《分享月刊》主編的梁榮生指出，宣傳工作是基督教出版社最薄弱的一環。建道神學院的胡問憲亦指出，出版物與讀者距離太遠，介紹渠道十分稀少。

　　合作的道路

　　第二個議題，是如何走上合作的道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編輯陳舉獻議，建立統一的出版和銷售機構，避免出版物重複，增強文字佈道工作的效能。陳錫麟亦提議基督教出版社應從速編製聯合目錄，或構建新書推介的有效途徑。

　　除此以外，浸信會出版部總幹事徐松石獻議，鼓勵每間教會設立圖書部。至於出版社與神學院的合作，大致上是指人才提供及聯合出版。

　　本色化的道路

　　第三個備受關注的領域自然是本色化問題，可概分為「基督教文字本色化」和「本色化神學建構」。

　　基督教文字的本色化方面，主要針對教會出版界翻譯作品太多、華人創作稀少的問題，增加華人原創著作比例，向來都是業界的基本共識。

　　在神學思想發展的層面上，雖然有不少教會領袖提出本色化的重要性，但本色神學的著作一向稀少，這與華人教會神學人才不足有關。

　　無論從基督教文字本色化或本色化神學建構兩方面看，教會出版尚有很大的缺口尚待填補，兩者皆與神學教育的發展步伐息息相關。

　　三、轉型、創新與協作：基督教出版界的演進

　　華人接棒的趨勢

　　自六十年代末，本色化的呼聲催促了由差會主導的教會出版工作，移交華人主理，中國主日學協會香港分會是最早由華人接手的機構之一。一九六七年，分會負責人費恩華教士（Miss Grace S. Jephson）交棒給薛孔奇先生。同年夏季，「中國主日學協會香港區會」正式成立，由中國信徒負起全責。

　　一九六七年，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鑑於蘇佩禮牧師（Rev. H. W. Spillett）退休，於是邀請黃永熙博士回港主持社務。

　　一九七零年四月，浸信會出版部的李約翰（John Raborn）辭去總幹事一職，改任司庫及事務主任，總幹事由徐松石牧師擔任。

　　殷穎牧師是道聲出版社首任華人社長，一九七一年上任。由於兼長港、台道聲出版社，殷穎每隔三個月便需往返港台。副社長兼總編輯由顏路裔擔任，負責襄助社長。

　　從上述發展可見，除宣道書局外，其他較具影響力的宗派出版社，先後步入華人自理階段。如何建立富本土特色的出版事工，繼而邁向自養，對任何一位華人社長來說，都絕非簡單的任務。

　　其他主要出版社的發展

　　自七十年代中開始，聖公會出版社開始重修靈修材料，編寫少年勵志圖書，也重訂聖經課本。一九七八年，「聖公會宗教教育中心」成立，為港澳教區的宗教教育及出版事工開拓了新領域。

　　此外，書室事工亦紛紛開拓：神召出版社開辦「恩慈書室」；中華傳道會東亞教區，開辦「分享書室」；亞洲歸主協會年籌辦「亞協書舍」；香港路德會文字部於又一村開辦「協同書局」。

　　值得補充的是，除了出版機構陸續增設門市，不同教會也開設書室，如：新生命書室、青年書室、基培閱覽室等，此為七十年代香港教會發展的一個特色。

　　聖經出版的演進

　　沈寂一時的中文聖經新譯工作，在七十年代也顯得異常蓬勃，率先面世的新舊約聖經譯本為《呂振中譯本》（1970）。

　　真正屬於那時期的聖經翻譯計畫主要有四：一為「中文聖經新譯會」的新譯本；二為國際新力出版社（Living Bible International）香港分社出版的意譯本；三為亞洲歸主協會屬下「中國聖經出版社」的意譯本。最後，是由聯合聖經公會推動的譯經計畫。

　　隨着七十年代聖經新譯運動的興起，《每日讀經釋義》也作出革新。為消除文化及文字運用上的距離，香港讀經會決定將內容全面本色化，於一九七二年改由華人撰寫。

　　天道書樓的誕生

　　《新約全書新譯本》於一九七六年面世，同年十一月，容保羅創辦「天道書樓」，設總辦事處及門市。

　　書樓早年已着力翻譯入門級的研經類及神學類書籍，例如：《加拉太書研經十法》、《新約文件可靠嗎？》、《基督教教義概要》等；八十年代初，更取得美國Zondervan出版社「研經導讀叢書」的中文翻譯權。在華人原創方面，天道書樓又與新成立的中國神學研究院推出「教會聖工叢書」及「神學與實踐論叢」。

　　神學教育與文字事工的深化

　　至七十年代，神學教育與文字事工開始有更緊密的協作。據滕近輝牧師的觀察，到了六十年代，美國福音派運動萌發，開始注重神學研究與論著，福音派神學開始紮根，至七十年代開花結果，亞洲的神學教育也受到影響。

　　自七十年代開始，福音派一改過去排斥神學教育的態度，反而積極參與。一九七二年，四十多位來自亞洲地區的華人福音派神學工作者，參與在香港舉行的「中文神學教育研討會」。是次研討會之後，在六十年代末醞釀成立的中國神學研究院，也在香港提上議程。一九七五年，中國神學研究院正式成立，下設「福音傳播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成為神學院與教會和機構之間的橋梁。

　　在聯合出版計畫方面，中國神學研究院早年主要搭檔天道書樓出版，於一九七七年又策畫出版一本集合串珠、經文註釋、逐卷簡介和查經指引於一身的聖經。一九八五年，院方與證主聯合出版的《聖經——串珠．注釋本》正式面世，是神學院與出版社合作出版的重要結晶，單是預售已超過一萬本。

　　信義宗神學院於一九七七年的組成，也是華人神學教育方面的另一重大發展。改組前夕，《神學與生活》正式創刊，該刊是本港最早的神學雜誌之一，是本地神學院出版學術期刊的先行者。

　　七十年代華人神學教育的發展令人興奮。可是，中文原創神學書籍仍十分缺乏，如何能使出版界有興趣和能力出版中文神學書刊，仍是一個問題。但無論如何，神學教育專業化的趨向，或多或少推動了文字工作要邁向專業化的需求。

　　合作的起點：基督教出版人聯合服務社

　　基督教出版界一直未有建制性的聯合組織，一九六六年成立的「香港基督教文字事工促進會」，嚴格來說僅屬聯誼性或交換意見的平台。

　　及至一九七六年，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感倉庫問題是未來發展的隱憂，於是與道聲出版社商量對策。因解決倉庫問題涉及龐大資金，遂決定聯同向普世基督教傳播協會申請協助，而回覆是，希望他們再將組織擴大，邀請更多同業參加這項聯合事業。隨後，浸信會出版部、宣道書局、證主、亞洲歸主協會、天道書樓及基督教文工團（晨星書局）獲邀加入，組織成「基督教出版人聯合服務社」（United Christian Publishers Service Limited，簡稱U.C.P.S.），於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一日正式向政府註冊成為合法團體，並組成籌備委員會。

　　基督教出版人聯合服務社的成立，是業界走上合作道路的開始，先由購買聯合貨倉開始，繼而在物流工作等各方面尋求合作空間。基督教出版界慢慢建立起某種業界的身分意識，繼而轉化成聯合行動。這些發展，為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基督教出版業，開展出一個邁向合作化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