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信故我真───
　陳喜謙牧師的事奉人生

第 2433 期（2011 年 4 月 10 日）
◎　一個字一顆心　◎　吳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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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陳喜謙牧師相識幾逾廿載，眼中這位老前輩是個非常真誠的人，處事待人充滿熱忱。幾年前謙叔寫了《為何教會不像樣》一書，引起了很大迴響。書中有沈重的一面，很有「愛之深，責之切」之感覺，發自謙叔內心的吶喊，猶如父親寫下一本「為何兒女不像樣」的書。謙叔坦率的性格令我印象深刻外，他在學生福音工作上長期委身亦然，他就像飛機場的跑道，讓許多基督徒學生起飛，為主的國度傲翔天際。

　　思源問：陳牧師您好！很高興能跟您做採訪，已屆七十六的您，回想走過的大半生，無論事奉或人生，請問您會選用哪個字形容箇中體會和心得呢？

　　謙叔答：一個字去形容也許不夠，所以我想到兩個字—「信」和「真」。這兩個字緊扣著，因為惟有信才知道真實，信祂的實在和作為，就如經上所道：「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弗二8-9）

　　基於對神的信，我在生活或為人都堅持要「信」，而在做事的時候則持守著「真」，要公義，不能虛假。但過去事奉上，我卻又為了這個「真」字，付上了很多代價。有時候，見到一些具影響力的人做錯了，當我表達自己意見和態度時，總會自然地得罪了人，做真人，真的很易得罪人。

　　思源問：年前陳牧師出版了《為何教會不像樣》一書，字裡行間似有看不過眼的地方，有人奇怪以陳牧師的老練，為何仍如此「勞氣」回應？

　　謙叔答：的確寫這書的時候心情很沈重，準備出版的時候我亦中風了，本以為出版不了，但堅持出版是希望將別的書不講的都寫出來、印出來。有時見到一些具影響力的人做不恰當的事時，我會認為既然神給你這個位置，就應好好利用來說合宜、應說的說話，但最感到可惜和難過是在應站出來講公義的時候，總是很少人願意出來。

　　譬如說，其實我很反對人這邊開一「檔」，那邊開一「檔」，我對這些事總會有感而發。例如加拿大不久前一間新的華人開辦的神學院成立，要訓練中國學生，我會認為它為何不直接支持另一間歷史久，信仰純正信譽良好的神學院已有的中國部門？我認為我們應該齊心合一而不應無謂地浪費資源。我的說話就是這麼率直，出書—我最重要目的之一是想談事奉應有的操守。

　　思源問：知道您事奉之初主力於學生福音工作，亦曾於FES（香港基督徒學生團契）工作，可否談談這個階段？

　　謙叔答：鮮為人知的相信是我對兒童工作的負擔，其實在很早以前我已開展兒童工作，經常當兒童佈道會的講員，如萬國兒童佈道會等。當年幾乎所有的神學院畢業生都會選擇到教會或機構事奉，一九六零年五月二十八日，我在神學院正式畢業，但我清楚神的呼召是要我做學生福音工作，沒有想太多，憑信便行，立即「無薪」、「無職」投入學生工作，而當時還未有FES。

　　香港基督徒學生團契於一九六一年成立，我正式成為FES的同工。在此之前，基督徒畢業生團契（GCF）把一分所收取的奉獻支持我在學生中的工作，加上外出講道的車馬費，每月加起來約有二百多元（編按：相當於現時三千至四千元）收入。雖然當時鄉間有父母和九兄弟姊妹，只有我一人在香港，大部分錢都要寄回鄉，但我並無擔憂，只是單純地確信神豐富的供應。神給我機會參與學生工作十四年，終在一九七四、七五年時「交棒」，放下學生工作。

　　思源問：陳牧師在FES事奉後，曾分別於香港和加拿大牧會，在牧會階段的事奉是如何，兩地華人又有甚麼分別？

　　謙叔答：我曾擔任香港（西區）潮語浸信會義務主任牧師，及加拿大多倫多北約華人浸信會主任牧師。老實說，由一九八零至一九八六年及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零年在北約浸信會的事奉較為深刻，那時候加拿大的華人主要是隨著移民潮而來離鄉背井的人，另外有部分是土生土長，他們的心態和需要截然不同。但在同一間教會，雖然有很多不同的組合，但很能感覺到是一個充滿愛的組合，比較香港教會更具「愛的文化」，所以很容易讓新會友加入，這是教會最應有的文化。

　　一九八六年底牧會完畢是最感受到弟兄姊妹的愛的時候，當時「華福」（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邀請我回港擔任總幹事，深深地真實體會到會友們對牧者的愛，離開加拿大的時候，一間不算很大型的教會竟有超過六百位會友為我和太太送行，是很難忘的場景，除此以外，還有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組別的送別會。但更難忘的是他們全數支持我到華福事奉十年，可知一間教會派主任牧師出去是多麼歷史性的創舉！華福任滿後，正值當時北約教會的主任牧師退休而仍未找到繼任人之際，因著教會對我的恩情，我雖然年已過六十仍欣然答應「回巢」，為教會提供一個「緩衝期」去找一位合適的牧者。

　　思源問：一位資深的牧者，參與過如此多的事奉，個人與神的關係必然很密切，可否透露一下您平常靈修和渴想神的方式？

　　謙叔答：我的靈修生活很規律，與平信徒一樣沒有甚麼特別，靜靜的祈禱、讀聖經和靈修書籍。退休後，我經常提醒自己要更多堅持和操練，更加不要因為中風過後精神比較難集中而疏懶下來。

　　一直以來，我對外國學者寫的神學書很有興趣，透過看書去深化思考屬靈的問題。以前香港並無太多翻譯書，所以令我對各種語言亦開始有所追求，更因此發現了自己翻譯的恩賜。神學院第三年我開始當上翻譯員，很多時更會為外籍老師在上課時當翻譯，英文、國語、潮州話，愈來愈多翻譯機會，後來亦曾翻譯過一些外國書藉，但我深知這一切能力都是從神而來，這種語文水平並非我這個「鄉下仔」自己能得來。

　　思源問：經歷過學生工作、牧會和機構事奉，您最開心是哪個時期？

　　謙叔答：最開心的時期絕對是做學生福音工作的時候，同工都很單純、很同心、很真，沒有機心，完全是真誠相待。很多當時的同工或「徒弟」成了我一生的真正朋友，直到如今。

　　思源問：多年豐盛精彩的事奉，如果可以選擇，您會否重頭走一次？

　　謙叔答：我想我不應選擇重頭走一次，因為環境不同，需要不同的配合，從前一套今日未必適用。一直以來，除了學生工作，我每一次的事奉都不是自己去尋求，而是靠著信心等待神的呼召，每一次的參與都只是回應神。好像當年出任華福的決定，我極尊敬的香港母會的牧師勸我不要做，因為工作太艱難，有太多「波士」和老闆，但華人教會當年對差傳的認知很淺，我知道神要我去，我只會順服跟隨祂的帶領

　　這亦令我想起一本很喜歡的書，是Bakht Singh所寫的“The skills of His loving hand”（中文書名：愛手妙著），書中很能體現到神如何預備一個人。過往無論是學生工作還是牧會的經驗，對於擔起華福的事奉都有很大的幫助，沒有經歷過的確很難直接擔起華福總幹事一職，所以回首時便看見神塑造我的過程。

　　思源問：我知道牧師您正籌畫一本新書，可否在此透露一下寫作計畫？

　　謙叔答：我的新書主要是記錄香港教會五十年代的教會復興；以及一九六零年代至一九七零年代中的復興時期學生工作，很久以前定下的計畫是用research project（調查研究）的形式去做。但後來我中風了，身體走下坡，於是希望在記憶還在、能說話的時候，從我的角度紀錄下來，雖然不夠全面，但還是希望為當時神的作為留個歷史紀錄以供後人參考。

　　結語：

　　在採訪中，聽著謙叔細談事奉的點點滴滴，感覺到他的信與真，在不同事奉階段有著不同演繹。即使當中遇上巨大的風波，又或曾臨危病床上，他都未有畏懼，仍然是抱著強大的信心走每一步，他對神的信、對事工、人事的真誠正是我們所需要學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