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文西密碼》對教會的挑戰(續篇)

2179 期(2006 年 5 月 28 日) ◎ 文林 ◎ 胡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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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看《達文西密碼》的挑戰,不在於教會或教牧,反而在一般信徒。教牧不會因著小說或電影內容而產生困惑,真正考驗是那些已不太求問及思考的信徒,他們站在信仰的前線,面對別人好奇而有的疑問。假若大多信徒不能提供令人滿意的信仰澄清,或掌握不到問題背後的基本假設,這將是教會面對公眾的最大考驗。我們要反省的,為何基督徒少了誠實的疑問,有些根本懶得問;當教會培育了大量從不存疑、也不敢求問的信徒,我們教會的前景將會如何 ?

   整體而言,北美福音派教會對《達文西密碼》的回應較以往成熟,更多教牧認識採取「敵我分明」的對立態度,根本不能扭轉形勢,反把本身信仰陷於基要派的「自我封閉」的死角。

  《達文西密碼》熱,正是教會再思如何與後現代文化對話的契機;華人教會慣於不理會外在世界與思潮的轉變,仍五十年不變地以舊有思維與世界對話。教會須要不斷探索整理我們與世界的關係是如何;有些視「今世」或「後現代文化」已被撒但佔有,於是要面對「文化爭戰」,我們就要反對或杯葛一切敵視信仰價值的文化產品。教會要採取「反攻戰」,先決條件就是教會在社會內有可見的影響力;北美福音派教會無疑享有此項優勢;本港整體教會在人數及結集力量方面,相對是弱小。

  北美福音派教會打了「文化反攻戰」一段日子之後,醒覺此種「必反」的定位,只會使教外人士以為基督教是「守舊」、「思想淺薄」、「心胸狹窄」、「仇視好戰」等。當教會錯誤地定位文化為戰場,一切用語自是「戰鬥式」,非友即敵,帶來的後果是教會更為被動與孤立,不能在公共空間內與人溝通,自說自話。

  近年來,經過慘痛的反思後,北美福音派知識分子不再敵視文化,重新看文化為開放的平台,當教會失掉了或放棄其「發言權」,言論一面倒就走向極端的思想。惟有教會肯投入文化之中,採用「公共語言」與不同思潮對話,才能使文化的「真善美」不致全然消逝。就以小說及影片《達文西密碼》為例,北美有若干位神學工作者如達拉斯神學院新約教授博克(Darrell L. Bock)及亞斯理神學院新約教授Ben Witherington等,用公眾明白的語言,理性而具說服力解構《達文西密碼》的歷史與神學謬誤。博克寫了《密碼在說謊》(Breaking The Da Vinci Code),也成為暢銷書;而Witherington則寫了《福音密碼》(The Gospel Code,此書未有中譯本)。因著《達文西密碼》熱,原來不受人垂青的新約研究,如有關外典與正典的關係、諾斯底思想偏差與正統信仰、聖杯傳統與聖殿騎士團等,重新掀起了研究與討論。若干神學工作者與教牧紛紛亮相在媒體面前,毫不掩飾地大談聖經與耶穌;原來在公共空間內禁談宗教的約束或限制打破了。

  當聖經與耶穌,透過《達文西密碼》成為傳媒事件,教會人士發現傳媒不一定對基督教存有敵意,問題只在教會能否善用空間平台,製造或反映另類意見。筆者常有機會接受傳媒採訪,不是每次個人言論皆能如實反映,有些時候報道記者有所扭曲,把原來的言論成為另外版本的見解。筆者不為此而緊張,也不因而放棄了「發言權」,只透過這些累積經驗,掌握下一次如何要把當講的,與記者作出更好的溝通。

  丹布朗代表著後現代的文化人,對基督教略有認知,嘗試把個人靈性追求與喜好,重塑其信仰價值,而「神」就是按著個人見解而成形的。丹布朗否定了啟示的信仰,也不理會信仰的歷史傳承,他期盼的是肯定與尊重女性的信仰,性與靈性也不是分割的,兩者是結合的。面對丹布朗的挑戰,教會固然可沿用過往的做法,定性對方為「不信派」,拒絕接受聖經的權威性,思想離經叛道,要打壓下去。也有部分基督徒持守此種見解,但更多考慮以理性與溫和態度,透過《達文西密碼》喚起的注意,與公眾人士一起討論與對話。北美就《達文西密碼》,教會回應的網站,達數十之多,不少基督徒把握此次難得機會,作好準備,回答外界善意的疑問。

  筆者撰寫此文,正身處美國加州馬鞍峰教會參加「目的導向教會」研討會,該教會於五月二十及二十一日週六及主日崇拜,特別邀請著名護教學者麥道衛(Josh McDowell)作講員,他就《達文西密碼》寫了《追尋達文西密碼》(Da Vinci Quest),並向每位出席者派送小冊子,反駁《達文西密碼》的錯謬。馬鞍峰教會採用了史特博(Lee Strobel)主講的影音教材,他亦出席教牧聚會,解答與會人士提問。馬鞍峰教會採用「討論達文西密碼」小組系列,鼓勵信徒邀請未信親友出席四次聚會。麥道衛同時出版了《達文西密碼電影指南》免費雜誌,送予尋道者。不少教會在電影上映前後,安排崇拜講道系列、主日學或小組、專題講座等,裝備信徒有堅實的信仰答案,隨時回應身旁未信人士就《達文西密碼》而產生的提問。

  《達文西密碼》對基督徒信仰提出至少三方面的挑戰 :

  耶穌的神性爭論

  就丹布朗的宣稱,歷史真相是公元325年由君士坦丁召開的尼西亞大公會議,會議的議題是有關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當時,大公教會面對異端亞流主義的挑戰,亞流看耶穌是被造的,不具備與父神有同樣性質的神性。經過當時各地教會熱烈討論之後,結果推翻亞流的主張,確立聖子與聖父皆是三一神,具備同質同等同榮的性質。

  然而,早在尼西亞大公會議之前,教會已普遍承認與接受基督的神性;此次歷史性大會並非處理「耶穌是否神」,而是深入而明確闡釋耶穌與父神的關係如何。耶穌的神性是否低於父神?是次大會,君士坦丁大帝有其位置,但就信仰具體內容的爭論,君士坦丁大帝根本不感興趣。歷史文獻反映當時爭持之兩派,亞他拿修與亞流,皆各自尋求不同地區教會代表的支持。假若耶穌的神性只是政治任命的結果,教會歷史裡就不會有無數基督徒為著忠於信仰而殉道 ?

  耶穌的婚姻爭論

  作者丹布朗首先咬定教會有關對基督的認知,代代傳承而來,大多是錯謬的。耶穌只是猶太的拉比 (即教師),他必然已婚,妻子就是耶穌復活後首先顯現的抹大拉馬利亞,她一直與彼得抗爭,可惜教會偏重男權,壓抑女性,結果是馬利亞逃往埃及,其後再舉家遷往法國,耶穌血統與墨洛溫王朝(447-750年,統治著法國)有不可分割的關係。達文西既是錫安會領袖,知悉此項秘密,故此於其繪畫暗藏重要的信息。如《最後的晚餐》一畫,在耶穌另一方的其實不是門徒約翰,乃是男性化打扮的抹大拉馬利亞,構圖上耶穌與馬利亞呈現「V」型,正是女性子宮形狀,指向馬利亞正是耶穌血統之所在。

  聖經有關抹大利馬利亞的描述,從來不曾暗示耶穌與她之間有不尋常的關係。聖經報道當時法利賽人對耶穌的指控,有些指耶穌喜歡與稅吏和妓女來往,有些則批評耶穌荒宴醉酒,但沒有一項針對耶穌與異性有曖昧行為。當時,大多猶太男子成婚,亦有少數是獨身的。施洗約翰與保羅也是獨身的。況且,當時社會裡,亦有以獨身的信仰群體,愛色尼派便是其中之一。另外,諾斯底派福音書沒有記載任何耶穌與抹大拉馬利亞之間的對話。丹布朗詮釋「同伴」等同「配偶」,是他個人一廂情願,沒有足夠的歷史考證予以支持。

  再退一步說,即或耶穌真的有結婚,也不會對基督宗教信仰造成打擊;真相是耶穌根本不曾結婚,強指他與抹大拉馬利亞有婚姻關係,只是丹布朗泡製的「陰謀論」。沒有抹大拉馬利亞,就不會有聖杯的追尋;而沒有聖杯的追尋,就沒有《達文西密碼》了!

  正典的權威爭論

  丹布朗宣稱原來有八十多本福音書,而最終只有四卷福音書被納入正典。歷史指出新約正典的形成,經歷漫長的過程,絕非某位皇帝或大公會議可自行定奪。

  早期,他提安(Tatian)於170年把四福音編作合參,作為教會參考;已把新約主要經卷收集在內。二世紀末,伊格拿丟(Ignatius)和《穆拉多利經目》(Muratorian Canon)包括有四福音、使徒行傳、十三卷保羅書信、及其他使徒的書信和啟示錄。至367年,亞歷山大主教亞他拿修(Athanasius)寫信予教會,列出廿七卷書,正與今天的正典相同,說明了教會普遍接受此廿七卷就是新約正典了。

  教會領袖按著「道統性」(指經文符合教會認信的信仰)、「使徒性」(指作者是與使徒有緊密關係的見證人)與「大公性」(指教會普遍認受這些經卷為權威正典)三項原則,判斷哪些列入正典,哪些不被列入。當今所謂發現的「遺失的福音」,並不是新生事物;初期教會已有不少典外福音書,其真偽不在於歷史性,而在於信仰的正統性。

  結語

  筆者看《達文西密碼》的挑戰,不在於教會或教牧,反而在一般信徒。教牧不會因著小說或電影內容而產生困惑,真正考驗是那些已不太求問及思考的信徒,他們站在信仰的前線,面對別人好奇而有的疑問。假若大多信徒不能提供令人滿意的信仰澄清,或掌握不到問題背後的基本假設,這將是教會面對公眾的最大考驗。我們要反省的,為何基督徒少了誠實的疑問,有些根本懶得問;當教會培育了大量從不存疑、也不敢求問的信徒,我們教會的前景將會如何 ?

  《達文西密碼》熱,正好提供平台,讓外人審視我們信徒的信仰素質如何!也許從此角度看,《達文西密碼》能成為神手中使用的工具,把外人的信仰質疑成為信徒成長的契機。

  (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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