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主日」歷史舉隅（上）

　　九月開學伊始，許多教會舉行了「教育主日」，反思教育的意義，亦以禱告支持學校。這是基督教教育的傳統，其歷史淵源可追溯至十九世紀末的英國聖公會與循道會。這兩期，我將分享一些戰後「教育主日」的有趣片段。

五、六十年代的聖約翰座堂「教育主日」

　　以下一則是1962年《華僑日報》的短訊：

今日是教育主日紀念，聖約翰教堂⋯⋯諸聖堂，均舉行特別禮拜。各堂之禮拜儀式，均將在上午11時舉行，歡迎教師參加。在聖約翰堂之禮拜，用英語進行；而諸聖堂則用粵語。⋯⋯此等禮拜在新學年開始舉行，使各教師領悟其將來之工作意義。署理教育司顏季諾，將參加聖約翰堂之禮拜，及宣讀「早課第二章」；其他各堂，亦均有教育司署之高級官員參加。（註1）

　　翌日，《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刊出相關報道。頗具趣味的是，記者捕捉了座堂主任牧師白利民（Barry Till）與顏季諾（K. J. Attwell）握手的一瞬，成為報紙顯眼位置的新聞照片。照片所見，兩人面帶笑容，氣氛融洽。文字方面，記者提及何明華會督的講道內容。（註2）翻查五、六十年代的《南華早報》，發現有時登載教育官員參與的照片，但未附加文字報道。教育當局維持着高姿態的參與，其意味不言而喻。

　　隨着聖約翰座堂「教育主日」受社會各界重視，講章內容亦引起關注。我選取了兩篇作為例子。首篇是香港大學歷史系高級講師安德葛（G. B. Endacott）於1957年9月的信息。除了從香港歷史回顧教會在教育發展歷程中扮演的角色，他提出前瞻性的觀點，放諸今天仍具參考價值。其一、指出過去百年教育趨勢是由精英階層拓展為普及教育，面對戰後人口劇增，要再推動普及教育。其二、發揚博雅教育精神，不盲目追求科學、科技；學習應追求知識與人格的發展，而非淪為獲取高薪職位的工具。其三、強調跨文化合作，倡導中西學術交流，擺脫民族主義框架而造成的狹隘。他以牛津大學前校長利文斯通（R. Livingstone） 在其《教育的未來》的一番話勉勵教師：「教育有一種『慢熟』的規律：當年隨手播下的種子，常在多年後才破土而出。一位好老師最美好的成果，往往自己一生都看不見，卻已悄悄改變了學生的一生。」（註3）

　　第二篇是聖保羅書院校長史壁琦（G. L. Speak）牧師於1967年9月「教育主日」的信息。當時香港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他呼籲會眾一起面對社會的情緒。若教會領袖迴避當前的問題，年輕人便從別處尋找答題，恐怕只會走上歧途，把香港推進深淵。他認為教育是有一定的進展，但眼前的社會矛盾反映了很多的積弊，如：房屋、醫療、就業、貧富懸殊等。雖然外界均認為香港必然走向一敗塗地，但他認為香港依然展現強勁的生命力，有望促成社會的穩定，遠非批評者所描繪那般的悲觀。目前的動盪，他相信終究是為了成就良善，關鍵就是要尋求改變。（註4）當天在席者包括教育司簡乃傑（W. D. Gregg） 及不少社會賢達與教育工作者。史牧師既譴責暴動手段，又指明社會問題的根源，暗示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表現出相當的道德勇氣。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的「教育主日宣言」

　　 1974 年，中華基督教會設立「教育主日」，定於每年9月第二主日舉行，安排屬校校長、教師及學生參加，或由堂會牧師前往屬校主領聯合崇拜，並沿用至今，成為慣例。後來，調整為每年 9 月第三主日舉行。

　　今日的「教育主日宣言」，其源流可追溯至1970年代，經幾番討論及修訂，至1987年定案，及後只有數處文字的增潤，內容重點不改。「宣言」是傳承使命，其形成的歷程頗具趣味。

　p　1974年，鄭世豪牧師表示，教育主日是「象徵着大家一致決心擔負起『透過學校，傳道服務』的神配使命」，並強調教育應由「量」到「質」的提昇。面對教育專業化與世俗化趨勢，澄清教會學校的核心價值在於提供涵蓋「靈性啟迪」與「人生終極關懷」的全人教育。（註5）岑白堅牧師於1978年發表「教育主日宣言」，並由陳若愚牧師於1979年再修訂其內容。新增內容是關於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孩童，結合孔子「有教無類」與基督「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的精神，並從創造神學論述所有兒童同具「上帝的形象」，彰顯區會對社會弱勢的承擔。

　　1980年，總幹事汪彼得牧師建議，讓年輕的同工輪流撰寫「宣言」，注入新元素。當時，余英嶽牧師是眾校董中最年輕的一位，故汪牧師邀請他來撰寫。他提出新的框架，一方面是「四重責任」的倫理：明確定義為培養學生「對自己負責、對他人關懷、對世界承擔、對上帝敬畏」的健全人格。另一方面是現代教育結構綱領：提出「公平教育、適應教育、普及教育、質素教育」四項原則，是倡議教會辦學實踐體系正義。

　　從1981年至1983年，汪牧師再邀請不同的同工，先後3次修訂「宣言」內容。從文本所見，修訂是從兩處入手。第一，建立學生的文化認同與「四愛」品德。1981 年的宣言，鼓勵學生學好中國語言及文化；1982 年的宣言，把品德教育說清楚，定出「愛家庭、愛學校、愛鄰舍、愛社會」的「四愛」原則；1983 年的宣言，更融合中國傳統的「智、仁、勇」與基督教精神，強調做人品格遠比只追求好成績更重要。第二，要建立學生不要只顧自己的事。1982 年的宣言先強調學校要像個有溫度的大家庭，又強調學校要真誠陪伴學生； 1983年的宣言提出教育就是以「互相尊重，彼此信任，共同分享」為目標，應對社會上過度的自我中心與功利競爭的弊端。

　　1987年，時任學務總監戴文品校長寫成「宣言」的定稿。（註6）說清楚為何辦學：把「傳道服務」定調為僕人服侍，不求名利，而是真心培育社會青年。說清楚怎樣教人：把過去提過的文化、公平、素質等理念，整合成完整的「全人教育」，重點在品格的建立。此外，「宣言」立下育人目標：提出要教出「勇於承擔、樂於為人，甘於委身」的下一代，讓信仰與教育化為踏實的生活。

　　「教育主日宣言」是教會辦學多年成果的定調，也是繼往開來的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