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宗教時代的信仰尋索

　　上帝最終死於奧斯威辛集中營。這個時候，一個身陷戰俘營的法國教書匠，像他的一些前輩一樣，苦苦思索，想給人類再造出一個上帝，這個人就是薩特。薩特想讓人對自己的一切負責，把價值立法權從上帝那裏奪回來，交給每個人的心靈。指出他與笛卡爾、康德、黑格爾的差別是很容易的，指出他們之間的相同之處更是容易的。他們大膽構築的不管叫理性，叫物自體，還是叫存在，其實還是上帝的同位語和替代品，一種沒商量的精神定向，一種絕對信仰。B.J.蒂利希[sic]評價他的存在主義同黨時說：「存在的勇氣最終源於高於上帝的上帝」，「他是這樣的上帝，一旦你在懷疑的焦慮中消失，他就顯現。」

　　尼采也並沒有擺脫上帝的幽靈。他的名言之一是「人為自己的不道德行為羞愧，這是第一階段，待到終點，他也要為自己的道德行為羞愧。」問題在於，那時候為甚麼還要羞愧？根據甚麼羞愧？是甚麼在冥冥上天決定了這種羞而且愧？

　　人類似乎不能沒有依恃，沒有寄託。上帝之光熄滅了以後，薩特們這支口哨吹出來的小曲子，也能湊合着來給夜行者壯壯膽子。

　　韓少功，閱讀的年輪：《米蘭昆德拉之輕》及其他，頁64-65，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尼采宣告上帝已死，而我們都是共謀。這當然只是一個描述性的社會觀察，指出宗教對現代人的約束力正在逐漸消失，意思是隨着科學的發展與理性的抬頭，上帝不再是解釋世界和定義人類價值的權威來源。奧斯維辛集中營，只不過進一步說明沒有上帝之後人的價值。而事實證明，人們確實扛不起那輕飄飄沒有重量的生命，因此好歹要找個甚麼來頂替上帝的位置。你叫它理性也好，物自體、存在也罷，重要的是人需要「一種沒商量的精神定向，一種絕對信仰。」一種存在的重量。

　　因此，蒂利希（Tillich，港譯田立克）所謂的「高於上帝的上帝」，實在是指往往被人性化的宗教的上帝背後那終極的真實，才能成為人們有勇氣存活下去的底蘊。事實上聖經亦曾多次提到「他在萬神之上，當受敬畏」（詩九十六4）；「那聖者說：你們將誰比我，叫他與我相等呢？」（賽四十25）因為這個緣故，往往是在人們一切鬧哄哄的宗教幻覺消失之後，祂才顯為真實。

　　畢竟哲學是小眾、難懂的玩意。繼笛卡爾、康德、黑格爾後，哈拉利（Y.N. Harari）在他的《連結：從石器時代到AI紀元》(“Nexus”)中，主要從一個人類學包括社會、政治的角度，去拆解宗教存在的緣由，並似乎說得頭頭是道。只是正如每一件事都可以有不同角度的理解，這些理解卻不一定就是事實的全部。虛假與邪惡無處不在，世上並沒有一塵不染的烏托邦。就是耶穌的入室門徒中，也免不了有個加略人猶大。

　　正如任何社會的存在都需要制度、捍衛制度的法律，以及權力的轉移；教會縱有其不堪的過去，將不同的信仰、理念一爐共冶，說成是權力鬥爭中的成王敗寇，無疑是煮鶴焚琴、粗暴地將真理等同於一時之暴政。

　　事實上就算否定上帝的尼采，亦無法擺脫「上帝幽靈」。他戲笑人最初是為自己不道德的行為感到羞愧，至終將發現自身的虛妄，為自己曾經肯定和信服的感到羞愧。只是韓少功正確地指出，反正是非對錯並沒有任何差別，那或此或彼，又有甚麼好羞愧？根據甚麼羞愧？「是甚麼在冥冥上天決定了這種羞而且愧？」一切的否定，背後必然有所肯定。就亮出你的底牌來，看看是否通得過自己那把尺？

　　倘若真理存在，人們則必須依恃那更高、更恆久的真實，去制定當刻最適切的應對之策。永恆必不以絕對的法規落腳於世間，就如道成了肉身，反倒有因時制宜的彈性，切入人間具體的處境和需要，以安身、以立命。只是「上帝之光熄滅了以後，薩特們這支口哨吹出來的小曲子」，亦只能湊合着來給夜行者壯壯膽子。

　　眼看第二次世界互相殺戮完結還不到一個世紀，到處又已經湧現打仗和打仗的風聲。他們都是仗着正義、上帝、阿拉、國家安全、民族自決的偉大旗號出征或自衛。而這個爛攤，又有誰能喊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