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南來香港的堂會

　　切求平安，趨吉避凶，乃生活之本，屬人之常情；合情合理，無可厚非。因此在抗日戰爭年間，生活在戰區的民眾及生產活動，選擇撤離而遷移，前往處境相對太平的地區，再續存活下去；如此抉擇份屬自然。戰亂之際，為了保留資源條件、以致隨後具備條件增進實力，這種撤防與蔭護更屬必要的策略。

　　1937年爆發全面抗日戰爭前後，內地不單有各式基督教團體來到香港，也有不少信徒移居香港；使香港於1941年12月淪陷之前的幾年之間，出現一小波短暫的特殊佈道植堂。

　　十九及二十世紀稱為基督新教的普世宣教年代；在這二百年間，歐美教會積極擴散拓展，遍及全球。粗略而言，十九世紀海外宣教的源起，很大得力於西歐國家的全球擴張，開闊了教會的世界視野，燃起萬民歸主的使命。至於二十世紀的海外宣教浪潮，主要源起美國教會推行聖潔運動所促發的「奮興-復興」波濤。

　　美國長老會於十九世紀中頁開始在澳門傳道；至1854年傳教醫生嘉約翰（John Glasgow Kerr）來到廣州，開啟了一個家族的事奉傳奇。嘉約翰喪偶而續弦那氏（M.F. Noyes），她的姐姐那夏理（Harriet Newell Noyes）受感染而加入宣教行列，後來在廣州創辦「真光書院」。她們的兄長那夏禮（Henry Varnum Noyes）亦來到廣州宣教，後來創辦「培英書院」。兩兄妹先後辦學傳道，再而感染長老會同工，創辦高等教育，就是日後的「嶺南大學」。這些教育體系日後都有香港分支。

　　嘉約翰埋頭醫療服侍，既感染了外家兄姊，也建立了教會；連同教育事工，長老會在廣州有豐盛的成果。嘉約翰建立的「長老會仁濟堂」，日漸增長成為千人教會。抗日戰爭擴大，廣州於1938年10月淪陷。在這前後，不少民眾避亂至未受戰火波及的香港；其中的長老會會友凝聚起來，成立教會。那時長老會未有開發香港事工，於是新教會加入友好宗派，取名「中華基督教會長老堂」。

　　美國信義宗的部分瑞典裔會友，在「奮興-復興」的浪潮中為了積極傳道，於1884年成立新教會，就是日後來到中華國土的「播道會」。如同公理會，播道會也是應華僑信徒的呼籲，派出傳教士到他們的家鄉去。播道會成立的第四年，於1887年差遣教士，直接去到廣州傳道，事工卓爾有成。

　　全面抗日戰爭展開，北京及上海迅於1937年先後淪陷。部分身處廣州的播道會會友深有危機感，於同年隨即避居香港。為了維持聚會互建，他們成立新教會，就是延展至今的「天泉堂」；也是播道會在香港的起始。會友的這項退守行動成為一個模式，啟迪了播道會差會，開展「九廣支援」策略。兩年之後，廣州已經淪陷，播道會差會於1939年在九龍設立後勤基地，支援廣州事工。

區伯平（撰文、拍攝、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