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討論香港華人基督教會的發展,則不能不認識到香港歷史的沿革。香港地理界址的擴充可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一八四二年,中英鴉片戰爭所簽訂的《南京條約》滿清割讓香港島,面積是七十七點五平方公里;第二階段是一八六零年中英第二次鴉片戰爭所簽訂的《北京條約》,滿清政府再割讓九龍半島,面積十一點一平方公里;第三階段是一八九八年中英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面積九百七十七點四平方公里。在香港面積三個擴展的階段中,同樣牽涉到人口的增長比例,據政府人口公佈的資料,一八四二年香港島人口是一萬二千三百六十一人;一八六一年港島和九龍半島人口是十一萬九千三百二十一人;一九零一年港島、九龍半島和新界人口是三十萬六百六十人,可見香港人口與地界的擴展是有直接的關係。
由於香港殖民政府統治的地界有不同的擴展,在西差會的宣教策略亦有不同的因應。就以第一階段時期而言,港府管轄的地方只限於港島七十七點五平方公里的範圍,對面海的九龍半島以及日後租借的新界,可說是中國的本土,無論西教士或華人傳道員,要到九龍半島和新界去佈道,便是到中國去傳教。就郭士立牧師於一八四四年所創立的「福漢會」(Chinese Union),就是對中國傳教的組織,所派的傳道員有到土瓜灣、尖沙嘴、沙田、荃灣、八鄉等地遊行佈道。在邢福增、劉紹麟著《天國.龍城—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史1890-2009)一書(見圖)有載:一八八零年代聖公會傳道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已有龔地教士(John Grundy)着手廣東內地傳教計畫,分別到九龍、香港、口門、鶴山、肇慶等地遊行佈道。龔地教士於一八八二年六月在《聖公會傳道通訊》(Church Missionary Intellgencer)有謂他在九龍城佈道曾為寨城一位官吏(Centurion,按即「千總」)施洗,他是一位具有影響力的文化人,這是聖公會早年在九龍城佈道的首果子,與聖公會聖三一堂日後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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