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疲勞


2287 期(2008 年 6 月 22 日)
◎ 與大師對話 ◎ 許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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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骨頭被拿去加固長城的人,被毛澤東餓死的三千萬人,或是今日每年死去的三千萬個不足五歲的孩童,他們是誰?他們的死有何含意?何必問,他們當然是無足輕重的別人;管他們是生是死還不就是為數眾多的別人裡面的幾個。…而你呢?我們這幾十億個奇人怪胎的出生,究竟所謂何來?

  「這些人裡面,誰還活著?你還活著,這很確定。我們這些還活著的,可以放心對彼此說,我們都是同一個精英俱樂部的會員,我們是『現在活著的人』。我在寫這句話時,還活著;但當你讀到這句時,我說不定已經不在了。…

  「擺出姿勢以供塑成那七千尊陶俑的中國士兵,必定曾經認為這是美好的差別:役卒埋葬的只是他們的塑像,而他們的肉身可以晚點兒再由他們的子孫來掩埋。令人好奇的是,他們把多賺來的年月拿來做甚麼呢?如果是現在,我們自己會打算做甚麼呢?

  「當毛澤東放長視野—像泰德·邦迪那樣以『反正多的是人』作為辯詞—這時他獲得的可是智慧?

  「他在一九五四年告訴尼赫魯:『我不相信原子彈能有多了不起,中國那麼多人,炸不完。炸死一千萬兩千萬算不得甚麼。』一位在場人士說,尼赫魯大為吃驚。後來毛澤東在莫斯科演講時表現得更慷慨:他誇稱願意損失三億人—這在一九五七年時是半個中國的人口。

  「一位英籍記者在加爾各答採訪了仁愛修女會之後,有此心得:『生命在所有情況下永遠是神聖的,若非如此,就是生命在本質上來說是微不足道的。很難想像生命在有些情況下是前者,在另些情況下是後者。』」─ Annie Dillard, “For the Time Being”(《現世》,趙學信譯,頁187~189)

  認識安妮·蒂拉德,是在幾年前翻譯楊腓力的《靈魂倖存者》的時候。但老實說,當時我對她的印象並不深刻。直到去年在書店無意中拿起她在一九九九年完成的《現世》的中譯本,卻被她那叫人吃驚的坦白所震撼。就如楊腓力所言,讀者需要信任一個知道現實可以多冷酷—但仍然有信心的作家。她以毫無忌諱的率真態度,去探問生死與信仰的課題:虔誠與懷疑何以能並存;熱愛與節制可以同時成立;凡人該如何在平常的時刻裡體現神聖與永恆。

  史達林曾說:「一個人死,是悲劇;一百萬人死,則是統計數字。」因此,在最近發生的天災裡,我們竭力將大堆的數字,仔細還原為一個個感人的故事。但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這些刻意發掘出來的故事,卻沈重得叫我們透不過氣來。於是我們感悟到,其實將他們化為統計數字,只因為我們無法應付這堆數字背後的真實故事。

  「某場戰役之後,秦始皇殺了四十萬戰俘。另一場戰役後,他找出所有與他母親家為敵者的全家全族人,悉數活埋。不管東方或西方,那都是殘酷的年代。」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在這些數字的背後,都有一張張個別而獨特的面孔,和一個個真實而感人的故事。

  「對我們西方人來說,『個人』這操作理念的數值極限何在?晚至一八九四年,腺鼠疫在亞洲害死了一千三百萬人;同一種瘟疫,在此前五百五十年在歐洲做成二千五百萬人喪命。你可曾聽人提起過亞洲的那場瘟疫?我們賦予每條人命的價值是否也和萬有引力一樣,與距離的平方成反比?

  「我們到底相信不相信每一個人都是珍貴無價的?…」(頁71~72)

  抑或,「他們是看不見的一群,即使消失了,世界也不會眨一眼。每年有兩百萬以上的兒童死於腹瀉,八十萬死於麻疹。我們可曾眨一下眼?史達林一年餓死七百萬烏克蘭人,波帕(註:或譯作波爾布特)殺了兩百萬柬埔寨人,一九一七至一八年的流行性感冒害死了兩千一、兩百萬人。......」(頁154)

  面對著這些看似無意義的死亡,我們在不覺間對於個體的感受彷彿變得模糊了。就像那位天主教古生物學家和神學家德日進說,他苦於自覺像「宇宙中一粒迷失的原子」。這在新聞工作者的術語裡叫做「憐憫疲勞」。另一些人則把這種對死亡感到不真實的態度稱為某種「現實疲勞」。

  有時,現實確實令人感到疲勞,特別當傳媒日以繼夜地將一幕幕血淋淋的現實、一個個無助的眼神鋪陳在我們面前。

  倘若如蒂拉德所言,自然界同時在彰顯和隱藏上帝,那麼人類世界的實況,對我們的信仰又有甚麼啟示?我們的信仰又容得下這些現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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