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禮遜來華的文化意義

第 2215 期（2007 年 2 月 4 日）
◎　文林

　　二百年前的此刻，年輕的英國傳教士馬禮遜正乘坐著一艘開往美國的船雷米登號，緩緩地沿著泰晤士河駛離英倫三島，而旅程的最終目的地是中國。

　　今年是第一個基督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來華的二百週年，這不單標誌著基督教在中國傳播已有兩個世紀，亦見證著中國在近代冒升的歷程。正如《時代週刊》近期的封面主題「China: Dawn Of A New Dynasty」所揭示。

　　撇除對某一宗教的成見，並把歷史待議之處暫擱，傳教士是一種人生視野和事業目標很特別的人。英國廣播公司一個電視特輯（後編成《Missionaries》一書，由Julian Pettifer and Richard Bradley著述，BBC / Parkwest Publications於1991年在紐約出版）認為：「傳教士是一群在信仰上為一個精神國度而奮鬥的人。」他們像探險家一樣，以冒險精神深入蠻夷之地；也像朝聖者一樣，帶著神聖的使命，向隱藏在遠方陌生群眾中的基督來進香；又像士兵一樣奮勇地前進，但他們所要征服的不是人間的利慾和地土，乃是永恆裡失落的心靈。然而在歷史進程中，傳教士更不期然地擔當了文化傳遞的任務，成為戰爭、外交、商貿、旅行、遊學或探險以外，促進文化交流的重要因素與橋梁。

　　傳教活動其實也是文化傳播的一種形式，這是歷史上不爭的事實。雖然廣義的基督教早於唐朝已抵達中國，但唐元兩代的景教帶來的，只是原始基督教和古代近東文明；元明清三代的天主教，亦只帶來中世紀的基督教和文藝復興期的西方文明。然而一八○七年馬禮遜傳入的基督教，除了帶來宗教改革後新教的信仰特質外，亦同時將西方現代文明引進來。自此，中國這個在清末已淪為閉關自守、固步自封的夕陽帝國，便被逼踏上一條頗長的現代化旅程。

　　基督新教的其中一個特色，便是不將歷史人物聖化和誇大，只會客觀地從歷史的實際來評述其時代貢獻。馬禮遜在宣教史上的意義，就像聖經《使徒行傳》所說一樣：「按神的旨意，服事了他那一世的人」（徒十三36）。馬禮遜之所以能在歷史中成為將新教傳進中國的第一人，在人來說，可能只解釋作是歷史的因緣際會；但對基督徒來說，卻是上帝在中國歷史的特定安排。

　　自從鄭和七次下西洋後，明朝便實施閉關政策，禁與域外國家通商或往境外地區旅遊。自此中國文化要衝破重土意識之嘗試也不再出現了。此際，西方的航運術開始發達，科學技術也開始萌芽，歐洲的歷史便進入了所謂的「發現紀元」（The Age Of Discovery）。海上霸權在西方本來一直為天主教國家葡萄牙和西班牙所壟斷，直至西班牙的「無敵艦隊」為英國擊敗，海權才為宗教改革後的新教國家所共享。

　　英國既取得制海權，後又打敗了法國的拿破崙，加上十八世紀六十年代的產業革命，令她成了西方最強大的殖民帝國，正如俗語謂：「大英帝國沒有日落之處。」自此，不少開創性的海外宣教運動，均由英國差會推行，原因並非為其國家作文化、軍事、商貿或政治上之侵略先驅，乃是由於當時只有英國才像昔日的羅馬帝國具備有這些「外在條件」，讓本國的傳教士意識到外在世界之闊大，並聯想到往殖民地去傳教之機會。

　　當然這還需要有「內在條件」配合才能成事，此即視乎當地教會是否有此視野和負擔。例如被稱新教近代宣教運動之父的英國傳教士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其宣教計畫最初亦得不到當時教會的認同和支持。他原先的傳教負擔也曾想及中國，然而卻因海禁而轉到東印度公司進駐的印度去。但是否因為宣教運動或傳教士與政府或商會有蛛絲馬跡的聯繫，我們對這些歷史人物和傳教活動之詮釋，便一定要套上政治的標籤呢？相信史學研究發展至今天，已明白到先存「意識型態」（Ideology）作判斷的史觀，並不一定能為歷史實況作出最客觀及最合理的評析。

　　中國出版的「當代海外漢學名著譯叢」一位譯者在序中如此說：「在以往的歷史教科書或史學著作中，我們對西方傳教士來華的目的、動機和性質的評判，常常停留在『傳教加條約的破壞性』的模式上。如果我們把基督教傳教事業放到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流的大背景下來考察，我們或許也可以把基督教傳教士來華傳教視為一個文化衝突、文化交流的事件，而不是政治和宗教的侵略了」（湯森著，王振華譯《馬禮遜—在華傳教士的先驅》，大象出版社，第1頁）。

　　國內另一套叢書「歷史文化書系」的序言中，主編亦如此說：「傳教人員，作為知識階層，他們以上帝為至尊，就整體而言，不惟任何世俗權威之命是從，如君主、政府或商團等。他們帶著較多的文化和人道主義色彩，特別是近代的傳教士，更具有較多的世界主義目光和情懷（雷雨田編《近代來粵傳教士評傳》，百家出版社，第7頁）。

　　當時年僅二十歲出頭的馬禮遜在船上寫道：「船在泰晤士河上航行。我離開了親愛的家人、朋友和祖國，從這裡出發去從事一項巨大的工作。我對此在思想上感到無所依託。於是我乃讀聖經和仰望上帝以尋求支持。昨晚我哭得很厲害。我更感到我所要到中國去做的是一項偉大的事業」（顧長聲著《馬禮遜評傳》，上海書店，第31頁）。

　　從馬禮遜的日記可見，他離鄉別井之悲情確反映了其破釜沈舟之宣教心志。因此別有動機的歷史寫法，第一不符合馬禮遜的信仰原則和主觀意願；第二亦不符合當時的社會條件和歷史實況。相反，馬禮遜來華的計畫是幾經政府和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阻撓，才需繞道美國坐船往中國。而且到達後，他並沒有因為他的身分得到任何優待，反而遭當地中外官員、英國商會及天主教教會的排擠。加上當時中國仍未開禁，傳教工作便在這種艱苦環境下克苦經營，才覓得留下的機會和謀得生存的空間。

　　馬禮遜來華前，其實已有其他新教傳教士就像威廉克理一樣，在相若的時代來到亞洲，甚至可能在不同地域接觸到當地華僑。然而第一次直接進到中國本土而又有記載可尋的，仍計馬禮遜為第一人。

　　馬禮遜作為第一個基督教來華的傳教士，確具有一些非同凡響的特質。我們一方面從其童年對信仰的熱誠，學習時取得的優異成績，並其個人堅毅的宣教心志，可見一斑。另一方面，亦可從其成就得見：他以個人力量，翻譯了第一本新教華文聖經，編纂了第一部華英字典，出版了中國近代歷史中第一本漢文雜誌，並設立了第一所嶄新教育方式的學校。由此可知其聰穎創意及勤奮努力，非一般人或其他傳教士所能比擬。

　　馬禮遜將其一生奉獻於中國的傳教事業，自己連妻兒也一併死於這塊異土，並葬於澳門。勞累導致他沒享長壽，終年只五十二歲。在人看來，他一生帶領信教的人寥寥可數，但卻出了著名的梁發和蔡高等人。梁氏本為印刷工人，歸依基督教後被按立成為中國第一位的宣教師，其傳教小冊《勸世良言》令洪秀全「相信」上帝，並引發了中國近代史一場奇特的宗教革命—太平天國運動。蔡氏則是中國第一個新教徒和第一位按立的牧師。

　　在中國近代文化交流史上，馬禮遜的貢獻不菲。第一，他獨力用十一年時間翻譯出第一本新教的中文聖經，取名《神天聖書》，線裝本，共廿一卷。第二，他是同時地用了十五年時間編篡出第一本《華英字典》，有六大冊，共四千五百九十五頁。這兩書成為以後的譯經者和中英翻譯史上之重要奠基石。除此，他還用英文寫了《漢語語法》及《廣東土話字匯》等書，成為當時外國人學中國語之階梯。第三，他創辦了《察世俗每月統紀傳》和英文版的《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又倡議編印《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及《中印拾遺季刊》等。這些書刊為中國近代報業史開啟了新的一頁，成為日後相繼出現的雜誌之模階，也成為十九世紀中國士人對外界知識吸納之重要媒體。第四，馬禮遜與助手米憐牧師也於馬六甲創立了英華書院，藉施教而向當地華僑傳教，成為華人嶄新教育模式之濫觴。其辦學傳教的模式亦為日後其他傳教士立下仿效之榜範，使基督教對中國近代教育事業能作出重大貢獻。第五，他搜羅了逾萬冊的中國典籍，捐贈倫敦大學圖書館，並倡議在大學設立中國研究科系與講席，這也促進了外國對中國歷史文化之了解和認識。最後，馬氏以其個人堅毅的意志，衝破了當時傳道上的重重關卡與困難，不單為日後來華的傳教士打開門路，亦感召了更多國家的差會絡續派員來華佈教。

　　因此馬禮遜來華，不單標誌著基督新教在中國傳播之起步；更重要的，是意味著一個二千年來攪動了西方歷史和塑造了歐洲文化的世界級宗教文明，正向著一個自足了五千年的傳統中國叩門，希望能使中國在邁向世界文明大海洋之前，在世界觀上與來自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作出摩盪、整合與交融。若能如此，中國歷史文化必能得著更豐厚的滋潤和更大的發展。廣義的基督教雖經過景教和天主教的傳播，但始終未能深化地以基督教的世界觀來革新中國的文化，唯獨基督教新教傳入時，正適逢中國社會之變遷期，大清帝國也腐敗至極需革新之際，因而得以見證和參與中國近代歷史之塑造。

　　據一些估計，全球華人基督徒數目幾近億人，若通過這些華人信徒在國內外的生活形態、社會關係和文化表達等見證方式，我們深信與時並進的基督新教精神，必能成為塑造中國現代文明的重要精神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