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辦學新思維」之一：早期教會學校
　

第 1916 期（2001 年 5 月 13 日）
◎　神學縱橫　◎　吳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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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樹英華》一書最近出版，掀起了一些英華校友懷念母校的熱潮，也引發起我們對教會辦學的再思。

　　馬禮遜是在一八○七年來華，當時由於清政府仍是採取閉關自守的政策，馬禮遜不能直接入中國境內展開傳教工作。一八一七年，馬禮遜向差會提出「恆河外方傳教計劃」（The Ultra-Ganges Mission Plan），其中一項建議是在南洋地方設立學校，開展基督教教育的工作。結果在一八一八年，馬禮遜移師到馬六甲創辦了「英華書院」。「英華書院」是來華傳教士所創立的第一所學校，也是遠在不平等條約之前開辦的。因此，雖然曾有不少學者批評教會學校是借助了不平等條約的關係而在中國設立，這是不完全正確的。

　　另一方面，值得我們留意的卻是這所學校的名稱是「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它創辦時也強調了有雙重的目的，首先是要促進歐洲與中國間語言文學上的相互溝通，讓歐洲人士可以學習中國的語言與文學，也讓華人可以學習英語，認識西歐文學和科學成就；其次是要透過相互的溝通，促進基督教思想及東亞文明的和平傳播。英華書院的創立正是說明了傳教士辦學的目的也是為了促進中西文化的交流的。

　　有些人以為傳教士的工作是貶低中國文化，事實也並不如是。從英華書院早期校長的表現已知道這些傳教士教育家並沒有忽視中國文化；相反地，他們曾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務求探討中國文化，並在西方積極推動漢學研究，對中西文化交流的影響及貢獻是至深且巨的。譬如英華書院第三任校長高大衛（David Collie）及第四任校長修德（Samuel Kidd）均曾在英華書院教授中文，高氏更在一八二七年完成了《四書》的翻譯工作。修德辭去校長之職後返回英國，隨後便受聘為英國倫敦大學第一位華文教授（Professor of Chinese），在英國推廣中國語文及中國文化的研究。後來，理雅各（James Legges）在英國唸書時，也是追隨修德教授學習中文，激發起他對中國文化研究的興趣。理雅各隨後在英華書院擔任（第七任）校長之職，也積極從事中國文化的研究，理雅各的學術成就，至今仍是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尤其是他對四書五經的編譯及註釋的工作，《中國經典》The Chinese Classics in five volumes 在一九八二年再被香港大學重印，証明他的學術價值仍存。這書是中、英對照，並附有註釋，現已成為近代外國人士研究中國文化的經典書籍之一。一八七五年，理雅各返回英國，在牛津大學受聘為華文教授（Professor of Chinese），繼續致力中西文化的研究及比較，對近代中西文化的學術交流貢獻實在深遠。

　　早期香港的教會學校又如何？香港開埠之初，學校教育主要是由傳教士或差會所辦理的。雖然，早期教會學校主要目的是為培養傳教士助手或本地（中國）傳教士，但大部分均沒有忽略對中國文化的認識。除了著重宗教教育及西方科學知識外，教會學校基本上亦有提供《三字經》、《千字文》、《四書》、《五經》等經學的教導。自一八六○年始，香港教育產生了重大的轉變，主要是香港政府由自放任（Laissez-faire）的政策改變為直接參與教育服務及逐步加強教育管理。當時擔任教育諮詢委員會成員之一的理雅各牧師，大力主張政府應自行辦理官校，教育諮詢委員會終於在一八六二年開設「中央書院」（Central School）（即是今日之「皇仁書院」Queen s College的前身，國父孫中山先生亦曾在這所學校唸過書）。這樣「政府肩負教育」的政策，在英國是一八七○年教育則例實施後才落實推行，但香港卻比英國同樣的改革早行了十年。

　　理雅各牧師雖為傳教士，卻積極推動了香港政府走上世俗化教育之路。相對於當時教會學校所著重的宗教教育，理雅各卻建議政府學校應著重提供世俗化的教育，包括學習英語及科學知識。譬如：「中央書院」是專為香港華人提供了英語及西方科學知識的教育，也專為本地政府培訓大量擔任官職、或是在商界做買辦或翻譯工作等人員。這樣的主張是西方教育中所不曾見過的，足見理雅各等傳教士確有睿智，能為香港建立了具本土特色的學校教育來。這時期的教育改革後來被稱為是香港教育的「世俗化時期」（The Secular Period of the Government Education），理雅各牧師也因此被譽為是「香港教育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