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44 期(2026 年 10 月 25 日)
◎ 香港基督教教育歷史探微 ◎ 黃文江
這星期,崇基學院迎來75周年校慶。回顧1951年10月,學院在借來的校舍中艱難開展。這段建院歷程如同開荒,艱苦備嘗,以剛毅無畏的氣魄繼承了昔日中國基督教大學的方針與使命。崇基前院長梁元生教授的〈中大「前史」:記1963年之前崇基學院的人和事〉(註1)是理解學院早年歷史的經典之作。本文以此為藍本,為讀者勾勒出當年幾位關鍵人物的事蹟。
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中國經歷國共內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民黨退守台灣。這場動盪導致大量難民湧入香港,其中包括眾多流亡的文化人、學者、知識分子以及青年學生。當時,內地不少大學面臨關閉或改組,使得本地中學畢業生,特別是中文中學畢業生,失去了回國升學的途徑,陷入失學困境。
崇基學院首任院長李應林博士憶述創校經過,指出何明華會督(Bishop R. O. Hall)、華連牧師、馬鑑教授、歐偉國先生等基督教界人士,均認為香港應儘快創辦一所學校,「本着過去基督教人士在內地辦學的精神,繼續依照基督教教義來作育這一班青年,使他們能有機會得到深造成材,將來好得替社會服務」。這段闡述,不僅揭示了崇基的基督教辦學宗旨,更旗幟鮮明地表達其對內地基督教大學傳統的「繼承」使命。
學院名稱:立意為「崇奉基督」;校徽設計:以從蓮花中生出的景教十字架為圖案,兩者清晰地宣示其核心價值與精神。在何明華會督的領導下,籌備委員會應運而生,負責商討學院開辦的具體細節。
學院初創時期,篳路藍縷,最大的挑戰是缺乏固定校舍與充足的經費。初辦首年,崇基學院僅得學生63人;在有限的資源下,學院不得不採取租借校舍的方式應對。聖保羅書院的課室及聖約翰大禮拜堂的副堂,成為了崇基最初的教學場所。隨着學生人數增加,學院又陸續租用港島堅道147號及鐵崗聖公會霍約瑟紀念堂作為校舍。這種分散且臨時的辦學模式,無疑為日常管理、學術發展以及學生社羣的凝聚帶來了巨大的挑戰,亦反映了初期資源的匱乏。
儘管條件艱苦,崇基學院的創校先賢卻展現了非凡的領導力。這批核心領導層,不僅擁有豐富的辦學經驗,更對基督教教育抱持熱忱與懇切之心。
何明華會督:崇基籌備委員會的領袖。出生於英國,牛津大學畢業,1921年按立為聖公會牧師。他在中國親歷「非基運動」和「五卅慘案」,使他尤其關注文化及社會問題。1932年,他成為中華聖公會華南區及香港聖公會主教,一直關懷弱勢社羣。在崇基創辦之初發揮了關鍵作用,不僅借出聖公會學校和教堂作為崇基的臨時課室,解決了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他調動聖公會的人力資源,如:派遣時任聖士提反堂張榮岳主任牧師兼任學院校牧、又調動李應標牧師、張綠薌牧師、施玉麟律師等講授「人生哲學」的課程。此外,他積極向政府申請撥地建設校園,並爭取在馬料水設立新的火車站。這份對未來的遠見和務實的行動,為崇基日後發展奠定基礎。
李應林校長:崇基的創校院長,是學院精神的塑造者。他畢業於嶺南學堂、美國奧柏林學院及哥倫比亞大學。回國後,他曾擔任廣州青年會總幹事,並於1927年和1937年兩度出任嶺南大學副校長及校長。1948年,他辭去嶺大校長之職。當他同意參與崇基學院的籌組工作,歐偉國憶述他與另外兩位創辦人「不覺相對作會心微笑,泛起信心,認為是上帝安排使斯人及時趕到」。對於李應林校長的工作表現,歐偉國再三嘉許:「崇基學院訂迄今且已三年,而有此成就,在博士來做來似毫不費力,而在繼任者看來則凜然於締造之艱辛。」(註2)
歐偉國主席:崇基首屆校董會主席。他就讀香港聖保羅書院、聖士提反書院,並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在上海先施百貨公司任職,並積極參與母校聖約翰大學的校務,在1949年當選為校董會主席。政權更迭,聖約翰大學於1950年成為新中國的教育體制的一部分。他回到香港,並積極參與策畫籌建崇基學院;憑藉其廣闊的人脈,對學院的辦學和籌款提供了顯著的助益。
崇基的首屆校董會匯聚了各方的重要人物。除了上述三位,校董會成員還包括美國長老會駐港辦事處主任華連博士(Dr. E. E. Walline)、美國衞理公會駐華代表安德生博士 (Dr. S. R. Anderson)、聖約翰大禮拜堂座堂主任羅士牧師(Rev. A. P. Rose)、倫敦基督教代表舒活牧師(Rev. Frank Short)、英國循道會駐港代表顧克牧師(Rev. C. V. Cook)等主要差會代表。此外,還有一批香港本地的教育界領袖,如前香港大學退休教授馬鑑、香港大學女生宿舍舍監周默真、聖士提反書院校長馬田牧師 (Rev W. L. Martin)、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校長英純真(K. D. Cherry)、拔萃男書院校長葛賓(G. A. Goodbad)、聖保羅書院校長史伊尹(E. G. Stewart)、聖保羅女書院退休校長胡素貞及時任校長羅怡基(B. M. Kotewall),以及協恩中學校長張陳儀貞女士等。這個由跨宗派教會代表、教育界翹楚和社會賢達組成的校董會,體現了廣泛的基督教社羣支持,以及對教育事業的共同願景。
崇基的創立,秉承昔日國內教會大學的博雅教育模式,強調全人教育,注重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的均衡發展,並將基督教信仰融入教育之中。「全人教育」是崇基教育理念的核心。學院強調的不僅是知識的傳授,更是學生品格、道德與精神層面的塑造。從開校起,「人生哲學」是所有學生必須修讀四年的課程。這門課程旨在引導學生思考生命的意義、倫理道德及信仰價值,是將基督教教義融入教育實踐的直接體現。
崇基學院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立足,關鍵在於其成功匯聚了一批學術淵博、經驗豐富的教師團隊。這些教師中,與內地著名學府有着深厚淵源,他們不僅帶來了學術的薪火相傳,更傳承了對基督教教育事業的熱情。
不少華人教師曾與昔日國內教會大學甚有淵源。曾任教嶺南大學的,有麥健增、王韶生、龐德明等;畢業於嶺南大學的,有曾昭森、黃道章等;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的,有鍾魯齋。一些外籍老師懷抱着宣教士心志,代表人物包括艾詩伯(John Espy)、芮陶菴(Andrew T. Roy)等。值得注意的是,龐德明於1953至1955年接替張榮岳出任校牧;芮陶菴於1955至1960年接替龐德明出任校牧。
在這中外教師隊伍的同心同德,使得崇基學院在創校初期便能提供高水準的教學。他們不僅傳授了豐富的學術知識,更傳遞了對教育的熱情和對學生的關愛,這正是早期基督教大學的優良傳統在香港之延續。
崇基學院的早期歷史,尤其是遷入馬料水前的階段,是其「開荒」的見證。從租借課室、僅有數十名學生,到逐漸穩定,並吸引眾多學術精英加盟,每一步都凝聚了創校先賢的苦心和智慧。下期,我們將繼續訴說崇基師生的故事。
(註1)《二十一世紀》196期 (2023年4月),頁4-14。
(註2)〈紀念李故院長特輯〉《崇基校刊》6期 (1955年1月),頁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