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是裨愛利莎(Eliza Jane Gillett Bridgman),出生於美國康涅狄格州的德比鎮,早在年幼時,我就懷抱着成為傳教士的夢想,並將這一目標視為上帝對我生命的召喚。
我在香港遇見了未來的丈夫,裨治文博士(Elijah Coleman Bridgman),美國公理會派來中國的第一位傳教士。我們彼此相愛,共同走上在華宣教的道路。我們的婚姻是信仰的結合,也是宣教使命的延續。1845年,我們在香港結婚後,開始在廣州展開傳教事工,後來搬到上海。我們創辦了上海的第一所更正教女子學校——裨文女塾,後來成為上海女子教育的搖籃。我們收養了兩個小女孩,為她們提供受教育的機會。我與丈夫一同見證了福音在中國這片古老土地上開展的工作,並見證信仰的力量如何改變人們的生命。
然而,1861年,裨治文博士因病去世,這對我來說是極大的打擊。失去丈夫的悲痛幾乎壓垮了我,但我深知上帝的計畫遠超過我們所能理解的範圍。我沒有留在美國過安穩的隱居生活,而是決定重回中國,繼續裨治文未竟的使命。我將丈夫留下的遺產用來創辦學校,並在1864年於北京創立了貝滿女塾。這是中國首個專門為女性設立的學校之一,開創了北京女子教育的先河。
讓女子受教育在當時的中國是一項挑戰。那時社會還深陷封建思想,女子「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家庭與社會對女性的期望僅限於家庭內的角色。許多人質疑我設立女子學校的決定,甚至認為這是對社會傳統的挑戰。起初,只有一些貧寒人家的女孩來到學校,因為家裏無力養活她們,寄望學校提供一口飯吃。但隨着民智的開放,愈來愈多家庭開始認識到女子受教育的重要性,在1910年代,貝滿女塾已經成為北京乃至中國一流的女子學校,學校也正式更名為「貝滿中齋」,成為一所四年制的中學。我們的校訓為「敬業樂羣」,這句話源自《禮記.學記》,體現了對學業的專注,以及人類團結互助的精神。作為基督徒,我也將信仰深植於學校的教育理念中。我們不僅教授科學、數學、語文等知識,還注重心靈的塑造。讓每一位學生有機會接觸到基督教信仰,學習如何在基督的光中生活,並將愛傳遞給他人。教育不僅是知識的傳授,還是心靈成長和信仰的建立。
回顧貝滿女塾,她見證了中國社會的變遷與動盪:從甲午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五四運動以及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即便在這些動盪中,學校始終堅守使命,為中國女性提供教育機會,並幫助她們找到屬於自己的價值和尊嚴。
貝滿女塾不僅僅是一所學校,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平台。在這裏,我們將西方的教育理念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相融合。學生們不僅學習西方的科學與文學,還學習中國的歷史與哲學。我深信,教育不應該割裂文化,而是應該促進文化的相互理解與尊重。我們培養了許多出色的女性(例如冰心),她們成為了中國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並在各個領域中發揮積極的作用。貝滿女塾後來成為華北協和女子大學的一部分,並最終與其他學校合併成為燕京大學。感謝上帝賜予我手中的工作,已經在這片土地上結出果實。
回顧我的人生,我感到無比的感恩與滿足。儘管我的人生充滿了挑戰與苦難,但上帝始終與我同在,指引我走過每一段艱難的路程。我所做的一切,是為了上帝的國度而行。宣教與教育始終是我人生的核心,這兩者交織在一起,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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