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呼召，人的回應
塑造了何明華主教的生命與香港聖公會

第 2284 期（2008 年 6 月 1 日）
◎　文林　◎　鄭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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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呼召，人的回應：上帝改變何主教與教會

　　當年聖公會維多利亞教區杜培義主教（Bishop Duppey）於一九三二年準備退休，去信坎特伯里大主教建議了兩位繼承人。但這兩位繼任人不太被香港信徒，特別是中國信徒接受。杜主教改為建議曾在香港及中國工作的何明華（Ronald Owen Hall）。何明華欣然接受這呼召，卻改變了他的生命及香港聖公會的道途。

　　有人說「性格決定命運」，因著何主教回應上帝的呼召，上帝便使用他的性格，改變了何主教與教會的命運。何主教於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五日被祝聖後，於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達香港。聖誕後一週給他的升座禮典禮前於聖品及教區同工聚會中，他決定兩件事情，第一、他不會好好學中文，只會像小孩子一樣說說簡單的說話便算了，若果連這簡單的要求也達不到，兩年後他便會辭職；第二，他認為西方聖品已在教會中的權威過大，他到任之後，若果西方的聖品與本地的聖品有不同的意見，他必定會支持本地同工。

　　何主教不單是一位委身奉獻及謙卑的主教，並且他言行一致，身體力行。他貴為香港主教，也必然為上流人士所到的香港會（Hong Kong Club）的名譽會員。但當時的香港會，是只歡迎外籍人士的，當何主教與他中國的朋友到香港會進膳而他的中國朋友被拒後，何主教忿而決定永不再到香港會一步。

上帝的恩典：在主的保守中開展了歷史的一頁

　　一九三八年香港淪陷，大量外籍人士，包括西方牧者被囚於赤柱監獄。何主教因為安息年離開香港到美國一所聖公會神學院（Seabury-Western）教學，因而逃過被囚的命運，亦因此，何主教有機會在中國西南方接待北方淪陷而過來的難民工作。亦因此機遇，何主教為香港及中國教會開展了歷史的一頁。

　　何主教因為他是英國人的身分，也同是香港維多利亞教區主教及中華聖公會港粵教區主教的身分，所以在中國北方淪陷時，在西南方可以發揮其統領及聯合各慈善團體，造福當時的難民及南移的大學生，在救濟難民及建立西北大學的工作有很大的建樹。在第二次大戰時期，於何主教及中國教會最特別的事情，莫過於何主教按立趙紫宸為聖公會牧師及李添嬡會吏為聖公會第一位女牧師。

　　何主教與趙紫宸相識於中國二十年代，當趙紫宸與其同僚從北方撤退到昆明，而何主教亦非常欣賞他學貫中西，原創及本色化的神學思想。何主教於一九四一年七月按立趙紫宸為聖公會牧師，使這位中國一流的神學家亦因此不單在中國戰亂的大後方當大學教授，也能夠當學生的牧者。

　　何主教眼見廣東很快淪陷，留在中立區澳門的李添嬡會吏將孤立無援，莫壽增主教亦無法再將聖餐由廣州帶到澳門，大量難民信徒在澳門沒有牧師牧養。因為回應牧養群羊的需要，在音訊不通，未得到坎特伯里大主教回覆前，何主教經過禱告與深思後，於是按立李添嬡為牧師，在廣州淪陷後，李牧師便以牧師的職分牧養澳門當時有待餵養的信徒。何主教當初的決定並不是為標奇立異，只為回應當時極逼切的需要，亦因而開展了教會歷史新一頁。

　　何主教於一九四○年代因為在西南大後方的工作成為中國眾宗派教會及善慈機構，如紅十字會的領袖。何主教謙卑的事奉態度及清楚意識到作為牧養群羊的主教，使他在這大時代中不但回應了上帝的呼召，實行了上帝的旨意，回應當時中國苦難的各種需要。

上帝永恆的計畫：回應香港艱難的挑戰

　　戰後新中國的成立，何主教服侍的地區只在香港，但這並不是委縮，反而是上帝要建立香港及香港聖公會的契機。五○年代大量難民湧入香港，當時香港百廢待興，香港政府既無長遠策略，又無足夠資源。

　　何主教以一向回應人需要的心，遵從上帝的計畫，回應時代艱巨的挑戰，就是為要專心回應上帝的旨意，在五○至六○年間，何主教所建立的事工是非凡的。於一九七五年何主教息勞時，香港南華早報寫道：何明華為香港及中華聖公會主教三十四載，他不單建立了一個教區，更締造了香港社會的良心。他建立了三十所教堂；五十所小學、十五所中學及無數的社會機構。但他的成就不單是以上的事工可以衡量的，在何主教的心目中，建立一個強大的教區，擁有大量的學校及社服機構並不是他的目標；他的夢想是一個仁愛的社會，能夠藉著教會謙卑的服侍，在現代的社會中，彰顯基督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