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這幾天，天色異常的好，總是艷陽高掛，一滴雨也沒有下過。平均二十多到三十度的溫度，濕度又低，穿著短袖恤衫，最是舒服。就算正午，氣溫稍高，也不像香港般悶熱，令人討厭。

　　上一次來北京，已是十一年前的事。中華基督教會三十多位牧師，拜訪上海與北京兩地的教會和全國兩會，隱隱然為回歸祖國作不大不小的心理準備。這次再來，倉卒許多。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五月初的執委會才有正式的邀請函可供討論，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執委會要到出發前一天才正式通過我與望覺堂梁遠耀牧師參加。當然，早幾天已經要託中國旅行社辦機票的事，並把個人資料交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及協進會，與及參加聯會教牧中心舉行的簡介會。有關交流團的性質與內容，我也是到了簡介會時才了解多一些。我事前只知道，中央政府很重視這次的交流團，也會派很高級別的官員來接見我們。香港基督教不少教牧同工及機構代表均有參加，陣容鼎盛，差不多有五十人。由於一開始已聲明邀請「中青年」參加，加上時間緊迫，宗派領袖反而較少。

　　國情課：

　　交流團最核心的部分，其實是上課。課程分三天在中華文化學院舉行，有開學禮與畢業禮，結業時還獲頒證書一張。課程分別由國家級的專家學者與政府高級官員負責，共分四講，分別是中共執政理念和執政能力建設，國際形勢和中國外交政策，中國宗教政策及國內宗教概況，當前中國經濟形勢及前膽。我覺得，四位講者不單只熟悉自己所負責的範疇，並且講得宏觀而又深入，不像官樣文章。講者都流露出一股泱泱大國的自信與風度，而沒有昔日我在內地接觸人時所感覺到的謹慎與戒懼。公開討論的時候，大家都很自由的提出問題與意見，彼此交流切磋，幾位講者也很樂意回應。整體而言，他們大致認為國家的政治與經濟情況是樂觀的，危機雖然存在，但可以克服，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也會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來治國，爭取國力增長的黃金時期。四堂課程，我只問了一個問題：隨著愈來愈多國家的實力增強，核子武器愈來愈多，人類究竟怎樣才能避免核危機呢？我心想，世界和平，又怎能缺少中國的一份呢？

　　上課的三天裡，每天都經過中華文化學院的大堂，大堂左面懸掛著一幅五十年代初國家領導人與各民主黨派人士一起的油畫，包括馬寅初、沈鈞儒、章伯鈞等，大概反映社會主義學院團結各黨派人士的宗旨。我不禁想起讀過章詒和所寫的《最後的貴族》，這些民主黨派人士在政治運動中所受的種種磨難。我希望，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這些事情不會再發生。

　　接見：

　　交流團的第二個部分，有人可能認為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拜會國家宗教局及統戰部。宗教局設在昔日的醇親王府，古色古香，葉小文局長還宴請我們在局的中餐廳午膳。聞說餐廳前身為四合院，現由港人所有，因不常用，故租給宗教局招持賓客。局長不單跟我們一起午膳，並且幾乎逐一與我們握手表示歡迎。

　　至於拜會統戰部那一天，有些沒有隨團出發的團員也特地到來，連民政局何志平局長也從上海趕來相會。統戰部新大樓建好不久，歐陸風格，十分有氣派。我們上午九時前到達，在會見室休息了一會兒，到十時許於一大廳排好隊伍，待劉延東部長一到便馬上拍照，再由劉部長作簡短講話。劉部長在講話中對我們表達了三點期望：愛國、擁護基本法與一國兩制，並作中港橋樑。講話完畢，劉部長還逗留了一會兒跟前排團員談了幾句，我們才目送她離開。記得她上次來香港時，傳媒都隆重其事的天天大篇幅報道。不知道我們會否見報？媒體又會以怎樣的方式報道呢？

　　劉部長離開後，我們回到會見室舉行座談會，由團長鍾嘉樂牧師及統戰部朱維群副部長主持。會見室最少也有幾千平方呎面積，團長、副團長、朱副部長及民政局何志平局長對門而坐，其他團員各按所定的位置分前後三排靠邊而坐。由於會見室面積大，坐椅靠背又高，我坐的後排差不多看不見兩位主持人，只能聽見他們的聲音。幾位指定的團員匯報了這幾天學習的心得，有些特地趕來的團員也爭取發言的機會，表達香港教會對和諧社會的貢獻。朱副部長留心聽完發言，亦用了不短的時間回應。之後，統戰部便在大樓的宴會廳內宴請所有團員。宴會廳面積可坐二、三百人，由地面到天花也有幾十呎，比座堂式教會的聖殿天花還要高。我們五十人左右，加上中聯辦陪同我們整個行程及統戰部的官員，才五圍台，侍應就不只十人，還有安排場地、攝影、保安等等人員，加起來一大堆。每道菜輪流上，先按人數分好，各有盛載的大小碗碟，逐一端到我們的面前，跟香港五星級酒店的服務可堪比擬。我們許多人都吃不下這樣重份量的午膳。我留意到，宴會廳牆上掛著一幅寫得很好的書法，內容取自《禮記》禮運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參觀：

　　交流團第三個部分，就是參觀。我印象較為深刻的有兩個地點。第一個是抗日戰爭紀念館和盧溝橋。我曾經到過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堆起的受害者殘骸與頭骨，令人久久不能忘懷。抗日戰爭紀念館再次陳述這段二十世紀中國慘痛的歷史，希望世世代代的中國人都不會忘記，希望人類都不會忘記。正如納粹屠殺猶太人成為了人類共同擁有的歷史教訓，希望抗日戰爭也不單是中國人的歷史記憶，同時也是人類的歷史遺產。館內一幅鄧小平與日皇裕仁會面的照片，表達了中國人面對歷史同時又能寬容以對的大度，我很希望日本人也懂得反省自己的歷史，告別軍國主義的幽靈。紀念館設在七七事變的盧溝橋旁邊，自有一番深意。走在橋上，刮來的大風吹起陣陣沙塵，訴說著歷史的滄桑與坎坷。

　　此外，我們也一同到天安門廣場，我還是第一次攀上城樓，俯視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我不禁想起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大聲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一刻，中國由此重拾獨立國家的尊嚴，中國人也不再屈膝於外國勢力之下。可是，同一位國家領導人，同一個天安門廣場的城樓，卻成為檢閱紅衛兵，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性人物與地方。人民在對領袖瘋狂的膜拜與絕對的服從之下，透過破壞與奪權來表達他們對領袖的效忠，中國也蹉跎了整整十年的歲月。我當然更不會忘記，八九年五至六月期間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民主愛國運動，人民英雄紀念碑台階前的景象。昔日在電視機旁親眼目睹而不敢置信的一切，今天又在城樓上俯視廣場的一刻在腦海中重現。中國何時才能擺脫一次又一次的悲劇，走向光明呢？我在城樓上祈求上主賜中國智慧。

　　崇拜與交流：

　　交流團第四個部分，也是我們一團人認為不可缺少的部分，就是參與主日崇拜及到神學院交流。五月二十日上午，我們一起到北京巿朝陽堂參加主日崇拜。朝陽堂二零零五年建成並開始有主日崇拜，堂內可坐一千多人。初期只有一堂崇拜，至今上午有兩堂崇拜，晚上還有晚堂，每主日崇拜人數也有二千多。教堂內前方設有管風琴兩座，聞說耗資五百萬，左右兩方各有一個屏幕，顯示崇拜程序、歌詞及經文等，方便崇拜進行，並以中英文雙語操作。崇拜程序接近香港有歷史傳統的座堂式教會，也是以講道為核心，有詩班獻詩及領唱禮儀詩，我們都很容易投入。崇拜結束後，有機會參觀，二樓的一間小房間內，就有一組複雜的電子儀器，三、四位弟兄姊妹在操作視聽器材。另一間房間是即時傳譯室，又有三、四位弟兄姊妹，把崇拜內容即時傳譯為英語。這樣有規模的組織、設施與安排，在香港也不常見。據堂主任于新粒牧師介紹，這間教堂的建築費要三千多萬，由政府負擔二千五百萬，教會自籌六百萬完成。由朝陽堂的規模與政府的支持而言，多少反映出教會的發展已踏進了另一個階段。

　　下午到燕京神學院與院長于新粒牧師、副院長齊鐵英牧師交流。我於一九九六年到訪北京教會的時候，神學院還是舊校舍，建築殘破，地方狹小，設施也很不足。現在所見的新校舍，有可容三、四百人的教堂、教學大樓、可住二百學生的宿舍、教師宿舍、圖書館及飯堂，面積媲美任何一間香港大型的神學院。教堂叫清河教堂，按照北京燈口巿公理會教堂的樣貌建成，以紀念孫中山先生曾聚會，吳耀宗先生在這受洗，一九五四年中國基督教第一次全國會議暨第一屆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會議也是在這兒召開。歷史就在我眼前展開。詢問之下，知道神學院要服務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十省、巿、自治區，不少農村教會的年輕人在神學院內受教育，準備未來服侍上主。但由於經濟困難，他們往往連學費也付不出，結果神學院只收他們每月一百五十元人民幣的伙食費，差不多等如免費教育。但是，神學院減除了地方教會的奉獻收入，每年還得應付百多萬的赤字。除了經濟問題以外，神學院還要應付缺乏城巿來的學生，農村來的學生水平與生活適應，課程編排及內容是否配合到城巿和農村教會的需要等等處境的問題。顯然，神學院需要很大的決心與堅持，才能繼續為教會培養下一代的傳道人。他們也希望透過不同的渠道，得到國內外弟兄姊妹的支持與代禱。我又能為他們做點甚麼呢？

　　七天行程，匆匆而過。明天回港，我會遇上滂沱的大雨，或是北京一樣的艷陽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