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生死即涅槃」到「凡塵即天國」：
第 1842 期（1999 年 12 月 12 日）
◎ 古道今詮 ◎ 李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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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特傅氏在此不忘一提庫布勒‧羅斯的觀察：平常對信仰不大委身的人，當成為末期病患者時，他們的信仰並不能幫助他們。反之，具有高度精神信念的末期病患者，在面對死亡時，往往能表現出高度的尊嚴。這個觀察當可作為信徒的警剔。
此外，傅氏又根據「死亡五階段」，指出了神職人員的缺失。他說：教會人士如神父或牧師則只關心末期病患者的宗教解脫，並不太了解照顧死亡過程當中患者（負面）精神狀態的必要性。就此，傅氏主張教會人士、家人、醫護人員要通力合作，以幫助患者走過人生最後的階段。
庫布勒‧羅斯的「死亡五階段」雖然有其高度的概括性，但傅氏卻質疑它對東方人的有效性。因為這五階段乃是在一九六九年時，藉訪問芝加哥醫院的二百多位病人而得出的結果。可是，事隔二十多年，且東方人的文化、思想都與美國人有別，那麼，這「五階段」是否可應用在東方人身上便成了疑問。
二、中國人的生死智慧
由於「死亡五階段」未必足以幫助東方人建立起「死亡的尊嚴」，傅氏便嘗試從中國人固有的智慧中，找尋東方人可有的「死亡的尊嚴」。又由於在中國哲學的慧解中，生與死是一體的兩面，所以亦可由對死亡尊嚴的探索，建立起「生命的尊嚴」。他說：生死學的首要課題是，關於生命的意義與死亡的意義，或深一層地說，生死的終極意義的探索。生死學與宗教（學）的生死問題探索息息相關，因為宗教源乎對於生死問題的終極關懷，由是探索超越個體生死的終極真實，據此發現生死的終極意義，定立人生的終極目標，開出適當可行的解脫進路，而使每一單獨實存有其信念信仰上的終極承擔的緣故。
傅氏認為生死學與宗教（傅氏把儒家、道家也看成是宗教）有密切的關係，因為宗教提出了終極關懷，終極關懷又直接影響到人生終極目標的建立，有終極目標，才可對人生有終極承擔，從而建立起「生命的尊嚴」。
在儒家，生與死是一體兩面的理念可說最為明顯。孔子曾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這表示了孔子以天為有意志的。傅氏又進而指出，孔子是相信天命的，他說：「天命」，即天所賦予人類（尤其仁人君子）的使命，亦即實現天道（天命之道）、仁道的道德使命。我們在這裏不難窺見，孔子本人所具有的堅強的人本化宗教信念：人生即是一種天命或使命。
到孟子時，更進一步提出「知天」、「事天」的觀念。總言之，儒家的生死觀是建立在對天命的體認上。而天命促使「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所以若對天命有心性的體認，則會以踐行生化萬物的天命為己任，而天命落在人倫關係上說，便是道德使命。
依傅氏的看法，儒家既以實踐天命為人生的終極目標，則可有「朝聞道，夕死可矣。」的人生觀，而孟子更有「捨生取義」的主張。而「捨生取義」正是儒家的終極意義。對儒家來說，死亡並不是他們關心的事，他們所關心的只是在有生之年能否實踐天命。若能貫徹天命，則可有尊嚴地生，亦可有尊嚴地死。
可是，道家卻認為儒家只見天道下貫於萬物的衍生性，而無見於天道「道法自然」的無為性。因此，老子便以「道法自然」為終極真實。傅氏說：從老子的觀點看，我們個體的死亡原是萬事萬物自然無為的生滅循環之中的小小現象，也是自然不過，有如秋天落葉一般。如果刻意抵制不可避免的死亡，祇會增加死的恐懼與自我的痛苦而已；但如體悟自我的死亡乃是落葉歸根那樣，回歸天道本根的自然過程，也就自然能夠克服自我自私，安然接受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