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駕醫生的最後一課

　　我是伯駕（Peter Parker），1804年6月18日出生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弗明漢。我的家族信仰虔誠，過着簡樸的農耕生活。正是在這個環境中，我學會了信仰的堅持，並認識到通過幫助他人來實現信仰的要義。這種經歷也引導我走上了一條非比尋常的道路——我學醫，更成為肩負使命的醫療傳教士。

　　1831年在耶魯大學獲得學士學位，隨後在1834年從耶魯醫學院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在這個過程中，我深刻意識到醫學不僅是一門治病救人的技術，更是展示基督仁愛與恩慈的有力工具。完成醫學學業後，我繼續在耶魯攻讀神學，並被按立為長老會宣教士。我堅信：救治身心疾苦與傳播福音可以並行不悖，這成為我畢生追求的核心。

　　1834年，我帶着這樣的信念踏上了前往中國的旅程，成為第一位全職的來華新教醫療宣教士。我在廣州開設了眼科醫院，這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家專門的西醫醫院，也成了我實踐「通過醫學傳道」的起點。我治療眼疾、切除腫瘤，並通過精妙的手術展示了西方醫學的力量。然而，醫療不僅僅是治癒身體的事情，我常常在給病人醫治的同時，向他們見證基督的福音。我相信，仁慈的治療能打開心靈的窗戶，為福音的傳遞鋪平道路。

　　回想我的一生，醫學和信仰的結合是我對世界最大的貢獻；通過醫術贏得了許多中國百姓的信任，而這種信任讓我有機會向他們傳遞基督的愛。在中國的日子裏，我看到了無數患者的苦難，但也見證了醫學奇蹟的發生。讓我最為驕傲的是，我不僅僅是醫生，更是能夠幫助這些人從身體到靈魂獲得救贖的傳道人。

　　然而，生活從未一帆風順。我曾因中英戰爭而關閉醫院；也曾因健康原因不得不多次返回美國。在外交方面，我曾經有幸擔任美國與清政府之間的翻譯，並參與《望廈條約》的談判。這讓我體會到，信仰、醫療與外交其實是相互交織的。我始終堅信，通過和平與對話，世界可以變得更加美好。

　　我一生最為重要的時刻莫過於1835年在廣州成立眼科醫院。這不僅僅是一家醫院，它代表着現代西方醫學與基督教精神在中國的交匯點。在這裏，我與我的同工和學生們一起，見證了成千上萬的病人從黑暗走向光明——不只是他們的視力，還有他們的心靈。

　　但我也有深感力不從心的時刻。在中國的那些年，我經常寫信給家人，訴說我面對的挑戰和孤獨感。文化的鴻溝、語言的障礙、以及普羅大眾對基督教的抵觸情緒，都讓我感到艱難。然而，正是這些挑戰讓我變得更加堅毅。我從未動搖過對上帝的信念，也從未放棄對中國人民的關愛。

　　今天，站在生命的盡頭，我想對未來的世代說：關懷與仁愛是最有力的工具。無論你選擇甚麼職業，請記住，真正的使命在於通過你的雙手去幫助他人，不僅是在物質上，更是在靈性上。你可能是醫生、教師或外交家，但請始終讓仁慈成為你行動的指南。正如我通過醫學打開了中國福音之門，你也可以在自己的領域內創造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