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本》簡史和翻譯策略（上）

第 2845 期（2019 年 3 月 3 日）
◎　《和合本》聖經百週年紀念系列　◎　尤垂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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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語和合譯本》新舊約全書自一九一九年出版以來，已有百年的歷史，這是所有中文聖經譯本發行最多，流傳最廣的版本；而且能在普世中文教會通用一百年更是一項偉大的成就。藉着這百年慶典，我們歡慶《和合本》對中文教會的貢獻，探討《和合本》的來龍去脈及其所採用的翻譯策略。

　　十九世紀末的中國，正逢多事之秋，面對國內外各種挑戰，傳教士在中國的事工也是困難重重。當時國內有好幾個中文聖經版本，但沒有一個譯本能廣泛被不同地區的基督徒使用，翻譯和出版一本能在全國通用的聖經已是急需進行的任務。

　　《和合本》簡史

　　一八九零年五月，四百多位來自不同國籍和宗派的在華傳教士，聚集在上海商討中國傳教事工以及彼此之間的合作，對聖經翻譯深表重視。大會通過按照「聖經唯一，譯本則三」的原則，成立三個委員會分別負責翻譯深文理、淺文理和官話三種譯本，以滿足不同讀者羣體的需求。（註）大會議決以《英國修訂譯本》（Revised English Version）為三個譯本的藍本（model text），若有異文則参考《欽定本》（Authorized Version）作出取捨。《英國修訂譯本》所使用的希臘文和希伯來文是三個譯本的底本(source texts)。

　　大英聖書公會、美國聖經公會和蘇格蘭聖經公會同意承擔翻譯費用，其中大英聖書公會在整個翻譯計畫中，擔當主導的角色。具體的翻譯工作由三個委員會分別進行，他們都選擇先翻譯新約，然後才翻譯舊約。淺文理《和合本》新約在一九零零年完成。深文理及官話《和合本》新約的翻譯工作則同於一九零六年結束。

　　一九零七年在上海召開的傳教士大會一致決定終止淺文理這個項目，只以文理和官話翻譯舊約。淺文理新約是三個翻譯計畫中最早完成的，在一九零二年出版。很多人認為淺文理是三個翻譯項目中最重要的部分，能以優雅的文字讓廣泛人士接觸到聖經。此譯本的目的是要讓沒有受過太多教育的讀者能讀或聽明白經文的意思，可是譯者為了要重現希臘文的思維，盡力模仿原文的語法，以致譯文難以明白。這是此譯本的最大敗筆，最後以失敗告終，舊約翻譯工作也放棄進行。

　　《深文理和合譯本》翻譯委員會參考了當時幾個重要的譯本，包括《委辦譯本》、裨治文和克陛存所譯的版本（1863年），以及高德譯的《新約》。深文理翻譯工作起初順利進行，在一八九二年底已完成新約的大部分初稿。隨後因譯者休假，導致工作沒多大進展。深文理譯者之間對翻譯原則也有不同的立場，這對工作帶來不少麻煩。湛約翰和韶潑堅持用直譯的方式翻譯，他們在一八九七年以個人身分出版了深文理新約聖經。翻譯委員會其他成員則傾向意譯，嘗試用通順的中文把原文的意思表達出來。一八九九年，在湛約翰和韶潑相繼去世後，翻譯委員會重組，其後譯經工作進行得相當順利。深文理新約在一九零六年完成，一九零七年出版。新舊約全書於一九一九年面世。譯者在翻譯時強調以下幾點：

　　 1. 使用淺白、流暢、有節奏的文體

　　 2. 避免過分拘泥字面意思的弊病，語言應該符合中文的表達方式

　　 3. 不堅持以同一個中文字去翻譯同樣的希臘文或希伯來文詞彙

　　 4. 拒用罕見或意義不明的詞彙

　　在官話《和合本》還沒開始之前，已有幾個官話譯本，如《南京官話譯本》（1856年）、《北京官話新約譯本》（1872年）、施約瑟主教（S.I.J. Schereschewsky）的《北京官話舊約譯本》（1874年），以及楊格非（Griffith John）的新約譯本（1889年）等。這些譯本在不同地區使用，但未能普及全國。

　　不少傳教士不看好官話的聖經翻譯工作，有些也拒絕參與翻譯事工。經過一番折騰，最終在一八九一年成立了一個七人翻譯委員會。初部的翻譯工作進行得並不順利。人事改變、譯者辭職、譯者傳教的行政事工繁重等因素，使翻譯工作進行緩慢。

　　官話《和合本》的翻譯工作面臨種種挑戰。很多傳教士認為這譯本不會起到多大作用。大部分傳教士或他們的差會都不想參與這項工作，有能力參與翻譯的人也不多。當時大部分在華傳教士都有相當好的文理造詣，但對官話的掌握則相對較差。決定參與官話《和合本》翻譯工作的譯者，在他們的差會都是重要的領袖，擔任繁重的傳教工作，故此沒有多少時間能投入翻譯工作。

　　翻譯委員在開會定稿時，也遇到種種困難。文體已認定是官話，可是應該採用誰的官話？北京官話、南京官話，還是其他地區的官話？譯者各說各的官話，加上各自的腔調，這些差別使他們不能用官話有效溝通。

　　那時候，官話的書面形式和標點符號尚未定型，譯者對文體也有不同的立場。狄考文堅持採用一種按着口語形成的官話；文書田則提倡一種文理形式的官話。富善傾向的官話是在前兩者的概念之間，是一種接近書寫形式的口語。譯者之間對翻譯原則也有不同的了解。這些差別使定稿的過程面臨種種困難。

　　在官話《和合本》的翻譯過程中，中國助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鄒立文、王元德等人受到高度重視。狄考文的夫人狄文愛德（Ada Haven Mateer）是唯一積極參與《和合本》翻譯工作的婦女。前後有十六位傳教士負責部分工作，但只有富善從頭到尾參與。加上文理項目，共有三十一位傳教士和很多中國學者參與翻譯工作，花費了大約一萬二千英鎊。

　　文理和官話《和合本》新舊約全書於一九一九年出版，恰逢五四運動興起，這大環境的改變也使這兩個譯本遭遇不同的命運。文理《和合本》最後一版是在一九三四年印刷，而國語《和合本》目前依然是普世中文教會最通用的版本。

　　不少中國學者參與《和合本》聖經翻譯工作。每位傳教士一般都有各自的中國助手，他們主要是協助文體和語法的修正，但他們的名字很少被提及，故已無法考查。這些助手參與會議，但沒有投票權，一直到富善任官話《和合本》翻譯委員會主席後，他們在會議上才有投票權。富善在書信中也常提到他們的貢獻。除了鄒立文、王元德等人外，這些人的名字已被世人遺忘。他們默默耕耘，雖沒留下姓名，但他們的成就卻是有目共睹。他們為《和合本》聖經付出精力才華，使它成為一個優秀的譯本。 （下期待續）

　　（註：有關《和合本》的歷史細節，請參考尤思德的著作，蔡錦圖譯：《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香港：國際聖經協會， 2002。）

　　尤垂然（聯合聖經公會翻譯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