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前出版
〈香港基督教文字出版事業:戰前篇〉(節錄)

2766 期(2017 年 8 月 27 日) ◎ 閱讀轉化生命 ◎ 邢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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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話

  今年香港書展基督教坊主題是「閱讀創造未來」。閱讀之所以能創造未來,在於文字能總結前人經驗,帶領我們思考今天,迎接未來。基督教文化要如何在今天紮根傳承?或者我們能夠在前人的經營中得到啟發。

  數年前基督教出版聯會開展了「出版史」計畫,目的就是整理基督教出版業在香港的發展。今期,我們節錄了戰前部分和大家分享。若有興趣,歡迎到基督教出版聯會網頁(acp.org.hk)閱讀全文。

  

  文字出版工作在中國基督教事業中,一直扮演着舉足輕重的位置。當我們檢視香港開埠百年間的基督教歷史時,可發現文字出版工作的發展,深受整體教會歷史的宏觀因素制約。

  一八零七年,馬禮遜(Robert Morrison)遠涉重洋來到廣州,揭開了近代歐美來華傳教運動的序幕。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被逼打開國門,割讓香港島予英國。香港島既沒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英國佔領時人口也不過數千人,英國選擇香港,完全是為了配合進入中國的政策。一八四二年改寫了香港的歷史,新安縣邊陲一隅自此變成大英帝國在遠東的前哨站。

  如果香港這殖民地的存在是為了「中國」的話,那麼基督教在香港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也不能擺脫這種「進入中國」的氛圍。本港歷史最悠久的宗派(史稱「七大公會」),都是有關差會在進入中國傳教的大前提下,先後在港開基創會。其歷史跟所屬宗派華南教區的發展,可謂息息相關。從一八四二年至一九四九年間,我們必須從「華南教區」的視野及脈絡來認識基督教在香港地區的發展。在廣大的「中國」禾場面前,各差會投放在香港的宣教資源,遠比華南其他地區遜色。綜合而言,這段時期香港基督教文字出版工作的發展,有以下五方面的特色:

  初期主要由差會及傳教士推動

  其一,我們可將這一百年的出版史分為兩個階段:十九世紀香港開埠以後是開創階段,主要由差會及傳教士推動,其中倫敦會佔重要角色,並以《遐邇貫珍》(1853年創刊)及中文傳教書刊的出版為代表。不過,隨着一八五六年《遐邇貫珍》停刊,香港文字工作便大為失色。到一八七三年英華印刷廠結業後,香港扮演僅餘的傳教書刊出版角色也告停頓,文字出版工作的地位便步向式微,完全被廣州取代。直至二十世紀初,香港文字出版工作呈復蘇現象,步入復興階段。不論是宗派性或基督教團體的出版,均有長足發展。與此同時,又有若干專以文字出版為宗旨的機構成立,如大光報社、福音月刊社等。對戰前香港只有近萬名基督徒的羣體而言,其在文字出版方面的表現,饒具價值。可惜,隨着一九四一年底香港淪陷,各教會及團體均面對極大的衝擊,各種刊物相繼停刊,文字出版工作由是步入黑暗階段。

  

  

  本地文字事工人才缺乏

  其二,二十世紀香港基督教文字事工的發展,特別是宗派性報刊以外的出版工作,實得力於一羣熱心文字的基督教人士,如張祝齡、麥梅生、張亦鏡、尹文楷、楊少泉等。其中如張祝齡、麥梅生及楊少泉等人士,更建立了跨宗派及機構的文宣平台。不過,這些熟悉的名字又正如說明,香港基督教會在文字工作方面的人才,仍不足夠。廣州基督教文壇健筆張亦鏡兩度南下香港,支援大光報社的事工,為香港基督教文宣史增播下奇葩,其離去對該報社帶來重大打擊,後繼乏人的情況,反映本港文字工作人才之不足,可見一斑。至於作者羣方面,大部分論述性文章均非由本港教會人士撰寫,也間接說明香港文字事工人才缺乏的情況。

  獨立出版機構資金短絀

  其三,我們嘗試從市場營運的角度來作檢視。在財政上,宗派及團體的機關刊物一般較具充足資金,相反獨立性的出版機構,便得面對財政壓力。《大光報》(1913年創刊)在張亦鏡任編輯期間,一改前風,在日報頭版書明「編輯人亦鏡」作為宣傳,以增加銷量。後來即使張亦鏡離任後,仍欲保留有關說明,或可反映其面對的市場壓力。此外,福音月報社企圖以不牟利方式運作,並仰賴基督徒商人(如永安公司)贊助廣告營運,甚至發起徵求慈善家捐助基金,以利息補助印費,最終因經濟因素無法維持。

  發行網絡及讀者羣方面,部分以香港為基地的出版刊物,不僅服事本地讀者羣體,華南地區以至全中國,也是其胸懷所及。不少刊物均在內地(主要是廣州)建立了代理。《愛羣月刊》(1929年創刊)則獲廣州神召月刊社甘建磐協助,在廣州作促銷代理。

  

  論述性文章為主

  其四,在內容方面,宗派性出版主要以會務消息為主,論述性文章並非重點。至於團體機關的會務,部分仍以會務為主(如青年會),部分則致力平衡會務與論述性文章,甚至以後者為主。論述性文章在戰前基督教團體刊物中佔有不輕的位置,這確是戰前文字工作的一大特色。至於論述內容方面,不少刊物均以德、智、體三育作主要欄目,並將宗教歸入德育範疇。宗教與道德結合的進路,成為文宣工作的主要特色。相對而言,闡釋教義及思想發微方面的反省,則只有《道風》(1934年創刊)及《基督號》(1921年創刊)作出探索及實踐。

  另一個內容特色,是對基督教在中國的處境性課題的回應,如孔教與宗教自由、非基督教運動、本色化、教會自立與改革、基督教與社會重建等,這說明在港教會人士關注的問題,基本上跟中國教會一脈相承,具有較濃厚的「中國」因素,反映出寓港基督教人士心繫中國及中國教會的現象。相對而言,針對香港的處境性出版,僅有香港反對蓄婢會出版的《反對蓄婢史略》(1933年)及香港基督教聯會的《香港基督教會史》(1941年)。

  

  

  刊物路線難以定位

  其五,刊物路線的定位,也值得關注。《大光報》作為香港以至中國首份具基督教背景的日報,其宗教性與世俗性定位,在在反映出基督教文宣嘗試打入社會時面對的挑戰。《大光報》雖具基督教背景,但其內容實際上跟一般日報,卻無明顯分別。這相信跟其日報的性質有關,日報讀者所要求者,自然較偏重時事性,以報道新聞為主。同時,日報的成本較大,必須開拓更大的讀者羣,如此,便必須爭取更多非基督徒的讀者,專業與素質的要求,自然壓倒宗教性的關注。職是之故,如何強化其基督教色彩,一直為報社及董事所關注。到張亦鏡任主編期間,大幅改革,專闢宗教專欄,始增加宗教形象。惟後來又把宗教內容改為專刊,以《大光日曜》(1926年創刊)的週刊形式出版。《大光日曜》停刊後(具體時期待查),大光報社出版僅靠年刊《基督號》來維持其基督教形象了。

  「專門」(宗教化)與「入世」間的張力,誠然是基督教文字工作,特別是傳教書刊所無法迴避的挑戰。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淪陷,步入香港史上黑暗的三年零八個月,隨着香港基督教進入嚴寒冬天,宗派及團體運作大受衝擊,在文宣工作方面也談不上任何作為了。

  邢福增(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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