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與良知

第 2302 期（2008 年 10 月 5 日）
◎　與大師對話　◎　許立中

　　「.......我們可以安全地生活在道德傳統之中；這些道德傳統在法律的系統、社會的習俗，或者神學或哲學的思想中被確立。在它們的背後，往往是古代神聖的律法，譬如對猶太教、基督教，以至整個西方世界都有其權威性的十誡。這些傳統的道德律透過仿效和教化而被內化。它們透過宗教或社會的壓力、懲罰的威脅與獎賞的提供，深印在我們存有的深處，直到它們成為我們的一部分，形成運作周全的良知；這良知讓我們無須經歷做決定的痛苦而作出快速和感到安全的反應。這種的良知就像一個不受外界襲擊和內在矛盾的孤島。它是靜態而不是動態、單元而不是多元的。文化作為一個整體被接納為絕對；個別的決定根本毫無必要。

　　「但這樣的孤島從來就不存在，而它肯定並不是我們的實況。從來沒有道德系統是完全安全的，而最首先的原因是每個具體處境的獨特性。......

　　「神學家與立法者一直都察覺到這個問題，並為古代律法寫下了無數的注釋。然而，就在當下，我們其中一人面臨一個絕對地具體的處境而必須作出一個道德的抉擇......注釋書並不能為實際的問題提供真實的答案......必須作出一個冒險的決定。

　　「沒有任何道德系統是安全的第二個原因，是每一個具體的處境都涉及不同的律法。我們稱這為『義務的衝突』，而這在我們所有人的生活中都是一個恆常的實況。......他必須作出一個決定，而他的決定是有可能會錯的。

　　「道德內容的第三個相對性關乎良知。......一個分裂的良知是有兩個不同的內化在當中鬥爭；或是我們放膽踏出新一步的勇氣，跟我們一直所接受的教化的傳統束縛鬥爭。

　　「還有那錯誤的良知。我們也曾見過一些納粹黨員以坦然的良知去幹出滔天罪行，因為『上帝的聲音』，對他們來說就是希特拉的聲音，命令他們。但是沒有外在權威的藉口，可以釋放我們脫離我們在人類處境的相對性中的沈重抉擇。倘若我們將這賦予我們作為人的痛苦的自由降伏於一個外在的權威，世俗的或是宗教的，我們消解作決定的重軛，也同時消解我們作為人的尊嚴。」─ Paul Tillich, “My Search for Absolutes”, pp.98~101

　　一個人的良知就像一套自動導航系統，在我們忙於處理各樣日常事務的時候，替我們打點細節，叫我們無需費神就能夠解決眼前的問題。在面對每日種種道德及非道德的抉擇中，我們多麼希望有一套屬靈的GPR，告訴我們在甚麼時候轉左或者轉右、停在當下或者繼續前行。只是，就是最精確的自動導航系統，亦只能在既有的路徑有效，卻無能在未曾開拓的荒野導航—而倘若每一個具體的處境都是獨特的，那麼自動導航系統比起尋常的指南針恐怕就強不了多少，只能提供一個大概的方向。

　　「從來沒有道德系統是完全安全的」。以十誡中的「不可殺人」為例，就算將希伯萊文‘katla’明確翻譯為「謀殺」，問題仍然是：謀殺跟一般的殺戮有甚麼分別？而這誡命亦沒有清楚界定刑事殺人與軍事殺人，又或者是自衛殺人的問題。執行死刑的劊子手又如何？又以「當孝敬父母」為例，我們該如何將它跟「人要離開父母」這訓誡放在一起理解？

　　至於「義務的衝突」，田立克舉了一個相當典型的例子。他察覺到對於醫療人員來說，選擇對病危或臨終的病人坦然相告抑或好言安慰，是一個十分沈重的擔子。如實地告訴這些病人，他們覺得很殘忍；不告訴他們，卻又冒犯了他們的尊嚴。作為一個醫生面對著每個獨特的病人，沒有注釋書能夠為他解決這個苦惱的矛盾。

　　再者，歷史是充滿動力和變化的。古今的風流人物在不同的文化中帶來了似乎是不甚經意的改變。然後，透過一些突發的政變或革命，新的領導班子帶著他們新的價值和信念上場，繼而在社會建制甚至法律上發揮具體的影響。這些新的方向慢慢被內化成為新的價值和思維。新的良知終告誕生。在信仰的領域，宗教改革運動就是一個例子。

　　人的良知就像一個失效的導航系統，雖然無法準確地顯示出事物的具體位置，卻又隱約地指向一個有方向的世界。更重要的是，倘若我們不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又不能確定自己要去甚麼地方，那麼再準確的自動導航系統，恐怕也是無濟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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