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論與對話

第 2228 期（2007 年 5 月 6 日）
◎　情理互動　◎　許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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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無法抑制的衝動讓我忍不住要提出一條無償的忠告。這就是：儘可能地少讀而不是多讀。人生最困難的事就是學會只做確實對一個人的幸福有利的事，真正重要的事。」

　　─ 亨利米勒，《我一生中的書》

　　當我說「寫作與講道有時跟學術研究可以有很大的差異」的時候，我對「學術」並沒有絲毫輕貶之意。我只不過是對孟賢兄提出應以學術態度去「平衡」寫作或講道的「主觀性」這觀點略作回應而已。我的意思是，雖然教會確實很多時失諸濫情而寡理，但激情或熱切的態度未必就會弄出個希特拉或毛澤東來。試問我們又怎樣去「平衡」耶利米的悲情或施洗約翰的焦情？

　　當然，在現實中這兩者是鮮有非此即彼的。但純粹從寫作及講道這兩項活動去判斷，是否出於作者/講者的肺腑之言就特別顯得關鍵，而事實上孟賢兄提到的箴言和傳道書都正正有此「個人」的特質，而不在於它們的「學術性」。特別在教會牧養的前提下，四平八穩的作業式講章或許至少不會出錯，卻鮮能引起讀者/聽者的共鳴。如此而已。

　　關於作家和學者的關係，我當然十分同意孟賢兄引用王蒙的觀點：作家誠然不一定是學者，但是大作家通常都是非常有學問的人。但另一方面，不少在學歷上非常可觀的人，說起話來卻可以非常悶蛋！相信這並不難在我們的經驗中找到印證。不過無論如何，倘若我們仍然在這話題上繼續糾纏，那就實在是太囉唆了。

　　這次討論讓我想到現實世界的雙面性，並由之而顯露出理性辯論的虛妄。我的意思是，每一個命題都必然產生一個對等份量的相對命題：主觀抑或客觀、感性抑或理性、「針對性」抑或「普遍性」、動之以情抑或說之以理，或此或彼，主要其實在乎當時的實際情境。將概念抽離作客觀分析，結果就只會將它變成一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局面，或甚麼應該「情理兼備」或「兼容並蓄」等抽象而空泛的「雙贏」結論！

　　就以這幾次的討論為例，我最初分享到「個人」在溝通表達中的重要性，而孟賢兄以學術工作的「客觀性」去平衡我的觀點，或許只是為了方便繼續討論下去。但虛妄的是在這刻意客觀的討論背後，我們大概仍會各自堅持自己原有的觀點，並不認為對方明白自己真正的用意，自然亦無法在討論中產生真正的對話！

　　 這正是我前兩個月在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主辦「真理愈辯越愈？」的聚會中，指出辯論或許是一個不錯的訓練思考的工具，卻未必是一個達至真理的有效途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