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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松石牧師學案初述（四）」

第 1824 期（1999 年 8 月 8 日）
◎　文林　◎　吳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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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學者對徐牧師也有很高評價，例如羅常培的《語言與文化》便是建立於徐牧師研究的基礎上；他認為徐氏藉對「那」、「都」、「古」、「六」等壯語地名的考證，探索民族遷徙的蹤跡，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另外，石鐘建在《中國古代銅鼓》一書之序文中，也高度評價了徐牧師。他說徐氏是「學問淵博、識見高遠的學者」，讚揚他「為我國銅鼓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把銅鼓文化的研究推向一個新階段。」

　　徐牧師被譽為是研究嶺南民族歷史文化的著名先驅之一。徐牧師在民族學研究上的用心，可在其中一書的跋文得見：「嶺南銅鼓八月洪峰，挪亞方舟萬靈恩雨，銅鼓指引方舟，方舟指引銅鼓，銅鼓記念救人身體，方舟記念救人靈魂，這兩件事彼此相關，同樣值得我們的傳揚歌頌。」

　　徐牧師在民族學上的研究，雖然對教會沒有直接作出貢獻，但卻在字裡行間流露出悲天憫人之宗教情懷及世界大同之博大胸襟。他認為各民族既本是一家，便理應尋求世界大同；這是來自基督教的博愛胸襟和一體精神之表現。正如徐牧師在書中說：「我愛中華民族，我愛五族同胞，我愛五族內許多較少的部族，我也深愛海外具有中國血緣的許多眾，希望我們真能團結一致，通力合作，為全世界人類，圖謀幸福。如此，中華幸甚，蒼生幸甚，天國幸甚。」

　　正因為他這種胸襟，中國大陸在九十年代初便再版他的民族學著作，這不單是考慮其學術價值的問題，實質也考慮其團結民族的作用，因為徐牧師的民族學著作中，強調了中華民族的「一體性」，也強調了中華民族與東南亞，甚至其他各地民族具有「同源性」。

　　徐牧師第三類的貢獻是在基督教信仰與中國文化關係方面的著述。筆者個人認為徐牧師基本上依循本世紀初浸信會另一位文壇巨擘張亦鏡之「基督審判文化」路線，認為聖經真理有絕對的權柄，亦是最高超和完美的，所以對徐牧師來說，所謂「本色化」就是「依照聖經真理，建立簇新的中國文化。」

　　他在著述時常將本國宗教文化帶進討論，其目的是要作出舖陳，然後以聖經的話語比較以及審視之。若與張亦鏡比較，徐氏的文筆比較溫純。但比起張亦鏡、周聯華和唐佑之三人，徐牧師是最系統地和最詳盡地縷述基督教信仰與中國文化關係的一位。

　　司徒焯正牧師在《近代神學七大路線》一書中，對其治學方法及思維路線評價如下：

　　(1) 他對治學的態度非常嚴謹謙卑，從來沒有潑婦罵街的醜態。他能博覽經，對聖經非常熟識，隨意引用。

　　(2) 他行文細膩，層次分明，沒有嚴厲責備，老是用愛心勸勉，旁徵博引，務求道理顯明，潛移默化，開導愚頑，充滿了「柔」的力量。

　　(3) 他寫作立場堅定，但不攻擊，舉例眾多，但不混亂，有君子的風度，有勇士的威嚴，時常用聖經真理作結束。

　　(4) 他論事推理務求客觀。對某事理，必將其長短兩面，盡量舖陳，然後加以比較襯托分別高下，評定是非，最後方作結論。

　　(5) 他筆下帶有感情，經常加插平仄工整的五言，七言絕詩或律詩，使論理文章，增色不少。也就是他所說「情的文學」之明顯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