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命與非宿命

第 1824 期（1999 年 8 月 8 日）
◎　古道今詮　◎　邢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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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命與轉運

　　中國民間信仰相信，每個人出生的年月日時四個定點，配合天干與地支，便成為那人的「八字」。「八字」決定了人的一生，這就是「命」。因此，人用占卜算命的方法，就可以找出自己一生中既定的「命」。

　　雖然八字定命，但是民間信仰卻相信，「運」是可以改變的。為了「趨吉避凶」，中國人非常熱衷於算命、相命、測字、占卜、風水、擇日、問神等民間信仰行為。據台灣著名人類學家李亦園指出，上述民間信仰行為，基本上是落實在時間、空間、及超自然的系統內。人要是從算命先生那裏得悉自己命中有劫，或是在某時的運程不好，便可從時間（擇吉日良辰）、空間（風水）及超自然（神靈）系統中，致力維持和諧，從而趨吉避凶。

　　上述民間信仰行為，反映出中國人相信，人格性的神明主宰著人之禍福，人可以與之交通。而占卜和祭祀是人與神交通的重要途徑，目的在預知和改變人的命運。對已知事件的占卜，是要消除鬼神降在人身上的災害，逢凶化吉；對未來事件的占卜，意在調整人的活動，就福避禍。

　　中國人的「轉運」，除了上述宗教意義的祭祀外，也可以是「非人（神）格化」的行為，如「行廟」、「轉運風車」、「掟銀仔」等，在形式上只包含「掟」、「轉」、「行」等動作，而沒有「拜」的宗教儀式。例如，在農曆正月初三的車公誕，數以萬計的進香客湧到沙田車公廟，他們除了向車公供奉香燭祭品外，都會爭相去轉動廟內的輪子，以求藉此替自己及家人轉來好運。又如許多人在廟宇中用硬幣去「掟」一些石像（大多是龜）。據一些人類學家的分析，參與者的心態恰好與參加攤位遊戲般，認為自己能成功投擲目標，就意味會帶來好運。

　　宿命與非宿命

　　儒家傳統抱持著「不語怪、力、亂、神」的原則，堅決否定人的命運乃由神明決定。在面對種種無法解釋的遭遇，甚至其信奉的道德主義因此而受到質疑，他們也寧可接受盲目命運觀。此種「知命」的態度，似乎並不為民間世界所歡迎。民間信仰認定，命運乃由神明所掌管，在遇到種種不能理喻的事情或橫逆時，他們需要獲得某種合理化的解釋，而不願接受盲目命運的觀念，或者說，對一般人而言，前者遠比後者更為吸引。

　　民間信仰傾向接受鬼神「司命」的信仰，最重要的原因是，人可藉著祭祀、占卜，與有關神明交通，從而趨吉避凶，「命」雖定，但「運」仍可改變。相反，盲目命運的非人格性，使人根本無法與之交通，也無從預知或改變自己的命運。

　　換言之，民間對轉「運」的重視，在某程度上，恰好反映出他們對與生俱來、不能改變的「命定」觀念的挑戰。有人類學家便研究了台灣宜蘭地區神明收乾兒子的習俗，指出當算命先生告訴父母其初生兒的「八字」不好時，便會建議其改名。如果再不行，就會建議把小孩子給別人（好命者）或神明作乾兒子，否則小孩就會體弱多病，嚴重者甚至會夭折。這種收乾兒子的作法，反映出「司命」或「命運天定」的觀念，雖然十分流行，但是完全任由命運擺佈而人無法改變的「宿命論」（fatalism），卻從來不是漢人民間信仰的主流。人們會用盡一切方法來轉「運」，在在顯示出其挑戰「宿命論」的「非宿命」傾向。有社會學家便以「宿命能動觀」（fatalistic voluntarism）來形容中國文化中的宿命主義與能動取向。

　　命與力的張力

　　在《列子．力命篇》中，曾有一段「力」與「命」的對話。「力」對「命」說：「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但是，「命」卻反駁，指一切均與「力」無關：「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惡邪？」當「力」聽罷，便感嘆地說：「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意思是：事情之所以弄得如此顛倒，豈不是由於「命」在旁作祟吧！

　　「力」的疑問，反映出人在面對種種不能解釋的遭遇時，覺察到自己的無能與限制，從而慨嘆命運作祟，天意弄人！《列子．力命篇》的出路，顯然是從大傳統的進路入手：「衣其裋褐，有狐貂之溫；進其茙菽，有稻粱之味」。為甚麼人可以超越客觀環境的限制？答案是：「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在面對天命時，人若能參悟通透，便能進至另一境界，不受客觀榮羞所困。

　　大傳統的進路，要求人在「命」面前不低頭。在正視自己的種種限制的同時，人仍可以作出合乎道德義命的抉擇，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相反，民間信仰則將一切訴諸於神明，並且致力於趨吉避凶。兩者對「命」的理解不同，在「力」方面作的回應也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