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容的道德責任

國際寬容日

　　談及寬容，人們常會想起公元 313 年君士坦丁大帝頒布《米蘭敕令》（Edict of Milan），確立帝國內部的宗教信仰自由。然而到了公元 380 年，皇帝狄奧多西一世（Theodosius I）頒布《薩洛尼卡敕令》（Edict of Thessalonica），正式將異教定為非法，羅馬帝國隨之轉變為一個嚴格不寬容的基督教國家。這段歷史究竟向我們說明了甚麼？

　　第一，《米蘭敕令》是出於政治現實，而非道德良知。這份敕令源於君士坦丁大帝與東羅馬帝國皇帝李錫尼（Licinius）之間的政治妥協，旨在維持帝國安定並避免內部衝突。務實考量下的寬容並非不重要，關鍵在於如何善用這種初期的寬容，去轉化並奠定具備道德與制度基礎的寬容。可惜的是，這份和平並未持久—李錫尼於公元 320 年撕毀協議，再次在東部重啟對基督教徒的迫害。

　　第二，《薩洛尼卡敕令》本質上不過是「李錫尼模式」的翻版與再現。昔日受壓迫的基督徒，如今轉身成為迫害者。這種歷史轉折拋出了兩個深刻的反思：其一，當「堅持真理」被約化為「絕不妥協」時，人們往往忽視了真理本身所蘊含的寬容要求。沒有人能獨佔或掌握絕對真理；耶穌基督固然是真理，但我們絕不能因為自己是基督徒，就自命為真理的絕對代言人。其二，寬容在本質上永遠是「強者對弱者的自我限制」。自我限制不只是個人美德，更要展現在制度上。

　　這段簡短的歷史讓我思索：當基督徒遭受迫害時，是否曾有異教徒站出來維護？同樣地，當異教徒面臨迫害時，又是否曾有基督徒伸手捍衛？英國女作家霍爾（Evelyn Beatrice Hall）在1906年出版的傳記《伏爾泰的朋友們》，其中寫道：「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真正的寬容要求我們為他人的權利而有所執着，這是寬容的道德責任。然而，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提醒我們：「如果我們無限制地寬容所有人，甚至包括那些公開宣揚不寬容（例如法西斯主義、仇恨言論）的人，那麼寬容的人和『寬容的體制』最終將會被不寬容的人摧毀。」（寬容悖論（Paradox of Tolerance））由此觀之，寬容的底線，正是辨識和拒絕那些以維護寬容為名、實則破壞寬容的論述與行為。這正是寬容與放縱之別。

龔立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退休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