裨治文的最後一課（上）

　　在1801年春天，我，以利亞．裨治文出生在麻州貝奇鎮 (Belcher Town)，麻州一個美麗的小鎮。父親裨治文上校和母親露西亞（Lucretia），是三代務農的家庭。1826年，我順利從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畢業，隨後進入安多弗神學院深造。神學畢業以後，我受到倫敦傳道會馬禮遜牧師的感召，決定投身中國的宣教事業，並加入美部會，成為美國派往中國的第一位宣教士。

　　1830年2月19日，我抵達了廣州，並在馬禮遜及一些華人教師的幫助下開始學習中文。初到中國時，我心中充滿了對這片土地的熱情和願景。經過兩年的語言學習，我開始出版《中國叢報》的工作，這是世界上第一本主要以報道中國為主題的期刊。我希望通過文字，讓西方世界更多瞭解中國，這是一個歷史悠久、文化豐富的國度。

　　《中國叢報》對中國的歷史、文化以及政治進行廣泛報道，我在其中記錄了許多重要事件，包括虎門銷煙。那是1839年，林則徐作為欽差大臣來到廣州，對英國的鴉片走私進行嚴厲查禁，並最終在虎門焚燒了超過兩萬箱鴉片。我親自面見林則徐，見證這一歷史事件。我在報紙上詳細描述了我們的會面，並表達我對這一事件的看法。

　　我深知鴉片貿易對中國社會的危害，也在1832年發表了一篇文章，公開批評鴉片貿易的不道德和對中國的破壞。然而，儘管我支持林則徐銷禁鴉片的立場，但我也對清政府的強硬手段持批評態度。我希望中英兩國能夠以和平的方式解決這一爭端，而不是通過武力來強求結果。

　　作為宣教士，我的目標不僅僅是傳道，更是希望通過對中國的觀察和理解，將我所見所聞傳播到西方世界，促進兩國之間的相互理解。我希望我的努力，能為中美兩國的文化交流打開一扇窗，促使更深的互相理解和合作。

　　英華戰爭的爆發，對我來說是一個充滿失望和悲痛的時刻。1840年6月，英國派出了一支由4艘戰艦和16 艘輔助船隻組成的遠征軍，由喬治·義律將軍指揮，來到中國。他們的目的是迫使清政府接受英國的貿易和外交要求，並要求賠償此前的損失。作為身處中國的美國宣教士，我無法避免地捲入了這場歷史巨變的洪流之中。

　　戰爭結束後，大清政府被迫在1841年1月20日與英國簽訂了穿鼻草約，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事實上，英國早在戰爭初期就佔領了這個人口稀少的小島，並在戰後透過1842年8月29日簽署的南京條約，將香港島的割讓永久化。這些條款不僅讓英國在華南可以立足，也象徵中國逐步喪失其尊嚴和主權。我當時目睹所發生的這一切，心情無比沈重。我原期待福音的傳播能促成國與國之間的和平與理解，然而，現實卻是武力與不平等條約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