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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至六十年代的香港基督教文字出版事業(節錄)


2775 期(2017 年 10 月 29 日)
◎ 閱讀轉化生命 ◎ 邢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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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話

  數年前基督教出版聯會開展了「出版史」計畫,目的就是整理基督教出版業在香港的發展。之前我們節錄了戰前和「三年零八個月」的淪陷歲月後和大家分享,今次我們將會看到五十至六十年代,香港基督教文字出版業如何迅速發展。

  而為了讓各位讀者更易認識這段期間的出版面貌,今次我們除了節錄,也嘗試整理內容。若有興趣,歡迎到基督教出版聯會網頁(acp.org.hk)閱讀全文。

  香港基督教的文字出版工作,相對於全國三大出版中心(上海、漢口、廣州),一直較為遜色。但中共建國後,多所主要出版機構因對前景憂慮關係,或將總部南遷香港,或在港開設分支機構,冀能保存基督教文宣的優良傳統及實力。與此同時,部分原先並無在港工作的歐美差會及個別宗派的華人領袖,也在一九四九年前後南下,在港重覓新機,成立文字部門;加上若干新成立的出版社,五十年代以降,香港基督教文字出版事業,可說揭開了全新的一頁,蔚為盛觀。

  香港基督教文字出版工作的「躍進」,可從以下數方面觀之:

  其一、是出版機構的數量。有統計指香港在一九六零年已有教會出版機構及書店共二十三間,出版了超過三十種的教會刊物。

  值得注意的是,五十年代香港新成立的出版機構,不論是出版社或是宗派出版,大部分均是從上海遷移來港的。如內地會出版部(證道出版社)、聖經會(香港聖經公會)、中國主日學合會(中國主日學協會香港分會)、廣學會(基督教輔僑出版社);宗派背景的有宣道書局、中華浸會書局(浸信會出版部)、福音書房(香港教會書室)、中華傳道會、中國佈道會、靈糧堂、衞理公會等。中國基督教文字出版重鎮,在新中國成立前後,呈現出上海南移至香港的局面。而上海南移的出版機構,絕大部分均為屬靈派背景的,只有基督教輔僑繼承了廣學會的傳統。這對香港教會的屬靈傳統的塑造,構成了深遠的影響。

  順帶一提,上海屬靈派對香港出版事工的影響,也體現在兩所神學院上─伯特利神學院及中華神學院。伯特利神學院於一九四七年遷港,當時任教的曾霖芳,便曾協助內地會出版部(證道),後來又成立嘉種出版社。而中華神學院在一九六四年復校前,便由一羣旅港校友,以校友會名義出版。

  其二、因政局關係,原先不少國內資深文字工作者,或隨差會組織撤至香港,或隨大量難民遷徙南下。這批資深的中西文字工作者,部分曾任內地出版機構的主持者或編輯,也有長期參與創作的文人。如包忠傑、曾霖芳、周志禹、薄玉珍、徐松石、桑安柱、吳恩溥、曹新銘、劉翼凌、李啟榮等,大大促進了香港基督教文字出版事業的發展,開創了劃時代的局面。

  由於五十年代的香港聚集了不少基督教文人,在吳恩溥推動下,聯同桑安柱、周志禹等,於一九五五年五月假晨光報社舉行文人座談會。各人一致同意,成立「香港基督教文社」(Hong Kong Christian Writers’ Fellowship),並推選桑、周、吳三人統籌。六月十一日,文社舉行第一次會議,通過社章,並推選周志禹為主席、劉翼凌為副主席兼司庫、吳恩溥為書記兼幹事。文社的宗旨是:「以聯絡基督教文字工作人員之感情,交換寫作經驗,溝通出版消息,提高工作效能,促進神國事工」。

  吳恩溥指出,從立會至一九五八年四月三年間,共舉行例會十七次。演講主題包括「重譯聖經的必要」(呂振中)、「基督徒作家的資格」(白光照)、「一個外人如何看文字工作」(余也魯)等。文社也曾組織參觀星島日報社及英文虎報社。在六十年代,文社仍有舉行定期的例會。據了解,文社至二零一一年始停止每月的聚餐交流。

   其三、香港取代上海成為基督教出版事工的中心。

  需要指出,部分刊物在初期仍有強烈的中國取向,大量報道國內教會的消息及動態,反映其關懷中國教會的特色。不過,到一九五二年後,這些內容亦趨減少。

  不過,由於國內政局關係,香港出版的書籍刊物,在五十年代後已難以運回內地,故其主要的銷售市場及服務對象,已不是中國大陸。當然,仍有一些在港出版的書籍以不同方式傳到內地,但其數量畢竟有限。與此同時,香港基督教文字事工服務的對象,亦不局限在香港,而是進一步拓展至台灣、東南亞、北美及歐洲的華人教會。例如,證道出版的《燈塔》「特別歡迎華僑居留地的特寫」,反映出當時在港基督教文字工作的重要關懷。

 

  從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八月間,香港聖經會合共印了二十八版聖經,十二版新約全書及九版的單行本(主要是四福音書和使徒行傳),總數達2,485,975冊。香港成為全球中文聖經供應中心,除中文聖經外,又印製其他中國方言及不同國家語文聖經。

  總的而言,香港成為華人教會文字事工的重鎮,其影響面已超越香港地區,遍及東南亞,以至全球不同地區的華人教會。

  至於五十至六十年代文字出版事工的特色,這裏只舉其中三點較值得注意者:

  一、偏重譯著及重印舊作。五十年代文字出版的主要特色,是在出版的方向上,仍以延續國內原有事工為主。初時出版的書籍大多是重印舊版著作(不少更是翻譯西著),遑論有很多新的本地創作。就如在基督教傳統中,一直受歷代信徒重視的靈修著作,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也擺脫不了倚賴翻譯的趨勢。

  二、期刊的全盛時期。連續性出版的期刊一直是基督教出版事業的重要環節,在中國基督教出版史上,也不例外。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以中文出版的期刊,可說不計其數。當時,不論是宗派或機構的出版部,或是獨立的基督徒團體,幾乎都有編輯期刊出版。五、六十年代,香港基督教的文字事業,也承繼這方面的傳統。各主要出版機構,均有若干代表性的期刊雜誌出版,可說是基督教期刊的全盛時期,同時有十多種期刊刊行,確是一時無兩的局面。這些期刊以聖經、綜合性信仰、兒童、少年及家庭為主。

  三、基要信仰為主流。五十年代香港出版路線呈現多元化的發展,包括了從基要信仰到普世性的不同取向。然而,從出版機構以至出版數量方面,基要信仰路線仍佔主流。

  以上面所提的期刊為例,有論者批評,基要信仰背景的教會團體的出版刊物,在內容上千篇一律,都是講台、研經、見證、通訊、信箱、奮興等等,沒有特殊路線,以致不能有特殊的貢獻。他呼籲各團體能夠分工,各自劃定一條清楚的出版路線,各有專長。此外,當時刊行的期刊雖多,卻缺乏思想性及神學性的反省;問題不僅在於讀者,作者的缺乏也是必須正視的。

  在當時整個香港基督教文字出版版圖上,具有獨到特色的,可算基督教輔僑(文藝)出版社。由於承繼了廣學會的出版路線,在出版方針上,較具開放性及普世性,出版內容包括信仰與文化、時代思潮及現代社會問題,以及譯經學新方法等方面。

  輔僑(文藝)其中一項重要的事工,就是出版「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整套叢書的編譯工作原由金陵神學院託事部主持,把基督教二千年來的重要典籍譯成中文。這套叢書,可說是五十至六十年代香港文字出版事業中,在教會及神學文獻漢譯方面的重要成果。

 

  邢福增(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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