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福增整理教會社關剪影
　籲正視現況再思政教關係

第 2623 期（2014 年 11 月 30 日）
◎　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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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光社主辦之「香港教會社關剪影」社關神學課程已於十月十五日舉行，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邢福增教授整理香港教會自七十年代開始的社會關懷與參與，再思教會面對社會問題的角色與態度。

　　邢福增教授指出，始自六十年代，香港教會便有討論「宣教使命」，主要繼承中國華人教會以至是歐美教會的爭論，抗拒社會福音。當時認為「社會福音」是對立於使人靈魂得救的個人福音，是自由神學和現代主義神學的產物，與世界有太多妥協，甚至被稱為新派和不信派。邢教授坦言，「我們應該注意在此是意見分歧，還是真理立場的問題，因為意見可以不同，但真理只得一個。如果只着眼後者，便會帶來你死我活和撕裂的局面。」

　　如果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教會傾向回應難民辦學、設平房村等社會的需要，七十年代則開始對社會責任有所醒覺。其內因包括戰後本土社會的形成、香港社會和政策的問題、以及土生土長一代的本土關懷開始出現，催生不少學生運動及社會運動；而外因就是一九七四年的洛桑會議提出的＜洛桑信約＞，為普世福音派教會忽略社會關懷而懺悔。在種種原因影響之下，七十年代基督教協進會舉行了香港教會使命諮詢會議，嘗試分析社會問題，希望表達對改變社會的集體關心，亦有抗衡文化的突破運動、工業福音團契等，當時的中大團契亦曾表達「我們基督徒對時代與文問題之看法」，港大團契則出版《橄欖》表達社會關注。

　　八十年代，協進會再次舉辦教會使命諮詢會議，提出五點共識：向低薪市民傳福音、向學生傳福音、關懷中國教會、參與公共政策釐訂、影響市民心態。當時亦有反兩巴加價決議，此舉成「普世派」與福音派聯合參與社會運動的重要例子，也反映當時教會如何回應民生議題，特色是關注廣泛社會和民生問題、以言論為主、參與者不一定能代表所有教會，而且缺乏足夠的神學基礎，看見社會有需要便以教會或信徒身分回應。福音派的討論則主要關心「治本與治標」的問題，及教會社關應否以福利和服務為主。

　　九七問題在八十年代也為教會帶來刺激，「信念書」（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遷中所持的信念）由此出現，福音派有信徒草擬「面對九七的神學立場」等文獻。除此，由律師、記者等組成的基督徒守望社成立，從基督教角度論政，以爭取八八直選為目標，曾就基本法諮詢和政教關係問題與辛維思筆戰。

　　九十年代開始，則是過渡期到後過渡期的爭議，包括協進會出現路線分歧、六四的衝擊、一九九零年基本法通過、中英爭拗等，教會出現社關定位困局。此時福音派教會再思社會議題上守與退的問題。九七回歸後，教會界面對不同問題，政教問題亦面臨新的挑戰，需要思考一國與兩制、社會深層次矛盾、貧富懸殊、中港融合的問題。

　　思考到佔領運動及後佔領運動，邢教授認為政教關係需要重新檢視，包括教會與政府、政治的關係，以及宗教與政治的關係。政治是眾人之事，教會必須認真處理。

　　最後，他指出傳福音與社會參與的討論可擺脫新舊神學的框架，進而在再思宣教與服務的關係時，可以目的與手段、伙伴關係來理解。他以郭乃弘牧師的文章作結，「基督教在香港，對社會所作出的貢獻，在於對社會產生的問題作出補救、治理，卻沒有追溯問題產生的根源。這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社會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