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與理科

第 2233 期（2007 年 6 月 10 日）
◎　情理互動　◎　陳孟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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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間世，境界義昭然。北宋清音成小令，不須引慢已能傳。」—盧前《望江南》

　　記得少年時候在中學階段要面對的一個重要抉擇，就是選讀文科好呢？還是選讀理科好呢？那年代的香港（三十年前），一般人覺得讀理科前途好，讀文科卻比較難在日後覓得高薪厚職。大多數年輕人都是見識有限的，只能聽父母師長從功利的角度評價文科或理科，往往沒有太理會文科本身到底是甚麼？或者理科本身到底又是甚麼？畢竟，連父母師長們也不會深究文科和理科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上一期立中兄說得很好：「理性在物質範疇的領導地位，到了人的精神世界卻顯得軟弱無力。」這種認知，其實是二十世紀不少哲學家拚命研究的主題，至終形成了一種學術傳統，串連了很多重要的哲學門派，諸如現象學、詮釋學、存在主義、平常語言哲學，當然也包括維根斯坦的語言哲學。

　　無獨有偶，我剛剛在中國一份被評為國家級學術刊物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批判過去十多年來中國管理學研究的趨勢：盲目抄襲美國式數理統計的研究方法，盲點正是「物理將取替倫理……倫理的現代統計觀點正邁向這目標」。我的文章有這樣一段：「實證研究方法的哲學基礎，乃邏輯實證主義。而邏輯實證主義的根源，乃研究自然科學為背景。自然科學諸如物理學、化學等，乃研究物質的規律；人的社會行為，並不能與物質世界一樣對待……自然科學家所設計的研究方法，固然很適合研究大自然，因為大自然有具體的結構；但這些自然科學研究方法卻很不適合研究社會現象，因為社會現象往往比較自然現象不具體、不肯定、沒有決定性的因果關係。所以，研究社會現象，需要使用自然科學研究方法以外的其他方法。」

　　我很高興可以發表那篇文章（雖然那篇文章必然會產生很大的迴響和爭議），因為我觀察中國的學術界同業，在過去十幾年，確實盲目模仿西方研究方法的「洋八股」。而象牙塔裡的實證研究者往往小題大做，視野狹隘，導致研究與實務脫節；他們所謂考慮不同的研究設計，只是在各種數學技巧中選擇其一，其實都是被困於一種研究範式裡，所謂變化，只在統計方法上而已。如今在管理學領域大部分的實證研究，程序皆千篇一律：選擇研究現象的變數、將研究命題表述為假說、將要觀察的現象數量化、集中蒐集與變數有關的樣本數據、用數學統計方法將數據分析、證實或否證原定的假說。亦是因為這種抽象和狹窄的研究程序，令一般實務者覺得學院派的研究跟他們沒有關係。我在那篇文章的結論，指出不應忽視人文詮釋研究方法。這種文科思維和理科思維的辯證關係，竟然也呼應了立中兄上一期的文章，只是立中兄的文章所指涉的，乃信仰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