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司長唐英年十月宣布在零八/零九年恢復經營帳目平衡,並將經營開支由目前的接近2200億,減至五年後的2000億元;經營收入由目前的1550億元增加至2000億元。先不談財爺如何增加收入,在削減經營開支方面,唐英年表示已向主要官員派發經營開支封套,期望未來五年將經營開支減少11%。為了顯示特區政府不是鐵板一塊,唐英年承諾不會以「一刀切」的方式削減開支,方法是由各政策局長全權決定其封套內資源分配的優先次序。
換句話說,我們面臨著公共服務的取捨!古人常說:可以共患難,不可共富貴。但在公共政策中卻是相反:可以共富貴,不可共患難!在豐裕的年代,沒有人會拒絕增加服務,擴充編制。但在緊黜的時刻,沒有人希望削減對自己的服務,收縮對自己組織的編制。
高等教育院校的學生和老師組織威脅罷課,就是上述的典型。九十年代初期,政府提出增撥大學資源,增加大學數目和學額,沒有人提出異議,沒有人提出如何可以更好地善用當時的資源,結果十多年下來,大學畢業生量是增加了,但質素卻未能有效保證。現時,我們的政府窮了,削減開支是社會普遍的共識,但是一到落實階段,不少利益團體相繼反對,大學的學生會把反對削減資助,等同捍衛大專教育之戰;大學教職員組織又讚揚學生勇氣可嘉。一時間似乎誰提出削減大學的資助,誰就是千古罪人。
如果社會上每個受政府削減開支所影響的團體和個人都採取對立態度;如果每個人都不肯提出建設性的解決方案,一味只叫政府不要削減與自己利益相關的開支,那麼香港的儲備還可花多久呢?
阮大可(香港基督徒新聞從業員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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