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態，或如何表態？

第 2994 期（2022 年 1 月 9 日）
◎　每月眉批　◎　施德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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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勞斯：依你的意見，梵蒂岡應該更明確地對抗國家社會主義到甚麼地步？

　　拉內：那是一條我確實難以作答的問題。自然地，人們樂見的是更為明確、更為戲劇化、更為公開的對抗。為甚麼教宗庇護十二世沒有那樣做？他是不是想用其他途徑達成更多？這樣的觀點合理嗎？事後回顧，誰又能說得準？像霍赫胡特（按：Rolf Hochhuth，德國當代劇作家）的《代理人》那樣（按：”The Deputy”因批評教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扮演的角色而備受爭議）的攻擊，於我來說是有點不合理的。

　　我確實無法從歷史、哲學和社會政治的角度解釋國家社會主義這個現象，以及這種恐怖如此明顯地表現出來的感傷，它支配着公共生活的每一個維度。像這樣集體瘋狂的時代，基本上是無法解釋的。如果你記住，我所認識的許多人，他們的個人和道德誠信都是我不能質疑的，然而他們卻一直或直至戰爭爆發，都相信國家社會主義對德國人民來說是一個真正的祝福——而另一方面，如果一個人批判性地自問，他是否純粹因為作為一個天主教教士，被先決地排拒於納粹黨外，並因納粹黨那麼肆意地攻擊他的基督教信念，以致他明確地對抗納粹主義——那麼，當一切都已經說過並且做完了，他其實並不真正知道，甚至只是事後孔明：他當時到底應該怎麼辦。他甚至不能確定自己當時所做的，到底是對還是錯。

　　自然地，一個人永遠可以在回顧中說自己表現得懦弱，而這樣的評價或許也是合理的。但我仍然會對今日的青年說：嘗試生活在這樣的時代！雖然我希望你們永遠不用這樣！而如果你們必須經過我們曾經的時代，那麼就看看你們是否真的更有先見之明、充滿勇氣，並比我們在我們的時代更願意將自己豁出去。」

　　～Karl Rainer, “I Remember”, London: SCM Press (1985) pp.50-51..

　　這是一個不容易的時代。

　　就像任何艱難的時代，身處其中，都難免感到徬徨、不知所措，不知道自己所決定的一步，是不是上主的心意。太過遲疑，恐怕跟不上時代的步伐，至終被時代所遺棄；走得太前，又唯恐誤墮塵網，糾纏於政治派系遊戲，落入意氣之爭，到頭來兩面不討好，甚至兩面不是人。

　　一位宣教者分享，他初到一個地方，嘗試建立福音據點，也曾面對類似的掙扎：要在當地立足，他必須先了解當地的風俗禁忌、跟當地鄉族勢力「打個招呼」，以致起碼可以找個落腳點。落不到腳，就無法接觸當地社羣，更遑論發展福音工作了。可是在周旋的過程中，他往往面對着差會在教義和原則上的束縛，以及鄉紳俗例的敵視和限制，令他在堅持與妥協之間徘徊，不知該如何抉擇。

　　拉納是當代最具影響力的天主教神學家之一。他著作豐厚，無論在學術研究或一般信徒看得懂的信仰反思，都表現得綽綽有餘。經歷過二十世紀最震撼人心的時代風暴，拉納當然亦無法躲在象牙塔中做他的學問。作為教會建制的重要一員，他對納粹運動的「表態」，或許也可為今天落在水深火熱的教會提供一個思考的起點。

　　在提到那些被時代洪流衝擊得左搖右擺的隨流者，他說：「我並不是他們的一員。但我不能為此沾沾自喜，因為，正如我曾說，從一開始，國家社會主義就不是一個羅馬天主教教士能夠同意的選擇——而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但這種對納粹主義的明確對抗，是那麼一個社會預先編定的程式，以致我實在無法為之邀功。一個人最多只能問自己：為何你沒有更清晰和明確地表明你的反抗？

　　「當然我認識那些在維也納被逼掛着大衞之星臂章生活的人。我也聯絡過一些為幫助猶太人而讓自己置身險境的人，包括耶穌會的教士。但大致上來說，我們仍然確實是較為被動地熬過這場風暴。回想起來，我們必須問自己，我們確實應該怎樣做。一個臺爾普（按：Alfred Delp，耶穌會教士，積極參與對抗納粹主義，最終被捕及問吊）、一個魯斯、一個格里姆神父，以及許多其他在自己的圈子各自對抗納粹的小組。甚至好像葛呂伯那樣的主教，最初以他的善意覺得可以扭轉納粹主義，最終亦只得向納粹主義予以嚴厲的譴責。讓我們也不要忘記馮蓋倫大主教。但一個人在那些日子該確實如何行止、工作、反抗和上到街頭？那我甚至今日也不知道。」

　　今天的人都在竭力尋求一個正確的立場、可靠的陣營，可是上主所尋找的，或許只是一個誠實無偽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