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認識和閱讀有關捷克,緣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當時我在蘇格蘭聖安德魯斯大學(St. Andrews)求學,老師給我一些書閱讀,其中兩本書分別由Josef Hromadka(1889-1969)和Jan Lochman(1922-2004)撰寫。他們是捷克的神學家,他們的神學是回應當時已是共產主義的捷克。因香港的一九九七課題,我被他們的書吸引了。就這樣,我以他們的神學和捷克經驗完成了哲學碩士論文。雖然論文完成了,也合格了,但沒有親身到過捷克仍是遺憾。所以,我決定要到捷克一行。
一九九一年五月,我從蘇格蘭搭十小時通宵巴士到倫敦。早上到倫敦,逛書店一會後,再乘二十八小時巴士從倫敦到捷克首都布拉格(Praha)。這是一輛由捷克公司運作的巴士。共產政權下台不久,所以,汽車質數不高。例如,沒有廁所設備。有趣的,巴士在甚麼時間停下來是由多少人表達要去廁所來決定。當時學生和年輕的我,不怕艱辛,便宜就可以了,我就搭上這次長途之旅。
到達布拉格時間已是晚上七點。這城市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沒有生氣,街上行人稀少,店舖已關門。找了一間旅館,大堂擺設了數十張床,一晚一美元。就這樣,我選了一個床位,抱緊重要物品就睡了。第二天,我就開始在捷克行程,其中約見查理斯大學神學系老師,因為我研究的神學家Josef Hromadka曾在這裏任教。他對社會主義持樂觀態度,與共產政府有合作關係,並推動基督教與馬克思主義對話。因此,他受到當時和今日年輕一代神學家和牧者大肆批評。這是可理解。然而,他的樂觀是否有助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出現?簡單來說,布拉格之春是捷克共產政權自我內部改革所致,當時亞歷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擔任捷克共產黨第一書記公開提出「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然而,這公開交流的美好時光只有幾個月,因為蘇聯聯合華沙公約幾個成員國入侵,終止布拉格之春,將捷克「正常化」。Josef Hromadka對於蘇聯等國的入侵傷心極了,因為他相信有轉化力量的社會主義被另一以社會主義為名的國家消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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